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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三年的腊月，山海关的雪下得比往年都要大。鹅毛般的雪花纷纷扬扬落了三天三夜，把整个关城裹得严严实实。城墙垛口堆起了厚厚的雪檐，街道两旁的屋顶压得低低的，连平日里喧闹的南门集市都安静了许多，只有偶尔传来几声货郎的叫卖，在雪幕里显得格外遥远。
沈家老宅里，沈砚之披着墨色大氅站在廊下，看着院子里那株老梅。雪压在虬曲的枝干上，却有几朵红梅倔强地从雪堆里探出头来，红得刺眼。
“少爷，程将军派人送信来了。”管家沈福踩着厚厚的积雪从院门口小跑过来，递上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封口处还封着火漆。
沈砚之接过信，拆开火漆。信纸是粗糙的黄麻纸，字迹却工整有力，一看就是程振邦亲笔。他展开信，目光快速扫过上面的字句。
廊下的风卷着雪花刮进来，打在脸上冰凉。沈砚之的眉头却越皱越紧。
“少爷，怎么了？”沈福小心翼翼地问。
沈砚之把信折好，塞进怀里：“朝廷调了毅军三个营，已经从锦州开拔，最迟三天后就能到山海关。”
“毅军？”沈福脸色一变，“那可是姜桂题的队伍，听说打起仗来不要命的。朝廷这是要动真格的了？”
“武昌的事，已经让朝廷坐不住了。”沈砚之转过身，往屋里走，“关外现在乱成一锅粥，奉天、吉林都有民军起事，朝廷怕咱们这边也闹起来，断了他们的退路。”
进了书房，沈砚之把大氅挂在衣架上，走到炭盆边烤了烤手。炭火烧得正旺，发出噼啪的声响，把屋子里烤得暖烘烘的，但沈砚之心里却是一阵阵发冷。
三个月前，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山海关时，他还只是个蛰伏在关城里的乡绅之子，靠着父亲留下的旧部和人脉，暗地里联络一些对清廷不满的志士。三个月后的今天，他已经拉起了一支三千多人的队伍，控制了半个关城，连山海关副都统都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这只是暂时的平衡。
朝廷不是傻子。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是连接关内关外的咽喉要道。武昌一乱，这里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朝廷不会允许这里落入“乱党”之手——哪怕现在还没公开造人反，但只要有心，谁都看得出来沈砚之在干什么。
“少爷，咱们接下来怎么办？”沈福跟进来，关上门，压低声音问，“要不要提前动手？”
“提前动手？”沈砚之摇摇头，“咱们的人马虽然有三四千，但真正能打的不到一半。守关的清兵有五千，加上毅军三个营就是八千。硬碰硬，咱们占不到便宜。”
“那……”
“等。”沈砚之在太师椅上坐下，端起桌上已经凉了的茶喝了一口，“等一个时机。”
“什么时机？”
沈砚之没有回答。他的目光落在书桌那本摊开的《孙子兵法》上，书页正好翻到《九变篇》，上面有父亲用朱笔批注的一行小字：“敌不动，我不动；敌欲动，我先动。”
父亲沈怀远，光绪二十六年战死在天津。那年沈砚之才十六岁。父亲临行前把他叫到书房，指着墙上的山海关地图说：“砚之，记住，山海关不只是个关城，它是咱们汉人的脊梁。有朝一日，若是朝廷撑不住了，这脊梁不能弯。”
那时他还不懂父亲话里的深意。直到后来读了许多书，见识了朝廷的腐朽，听说了孙文、黄兴的事迹，他才慢慢明白，父亲说的“朝廷撑不住”，不是指外敌入侵，而是指这个王朝从根子上已经烂透了。
“少爷。”门外传来脚步声，一个穿着灰布棉袄的汉子推门进来，是乡勇队的副队长赵铁柱。他三十出头，虎背熊腰，一脸络腮胡子，说话声音像打雷：“城东刘把头捎来话，说守备营那边有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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