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取出一本《革命军》，一字一句地教他读：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
那年他十六岁。父亲说这些话时，眼睛里有一种光，像暗夜里的火把。一年后，父亲因“煽动革命”的罪名被清廷处斩，首级挂在城门上示众三日。母亲去收尸，回来后一病不起，半个月后就跟着去了。
那之后，沈砚之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世道，你不反，就是个死。
“不能抓。”他把名单折好，塞回程振邦手里，“但也不能留。”
程振邦皱眉：“不抓不留，那怎么办？”
沈砚之转过身，望向关内。月光下的关城，屋舍鳞次栉比，大多数窗户都黑着，只有零星几处还亮着灯。那是百姓的家，是父母妻儿围炉夜话的温暖所在。可这温暖之下，藏着多少算计，多少杀机？
“让他们自己跳出来。”沈砚之的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传令下去，就说粮草只够三日，我已决定，三日后开城投降。”
程振邦瞳孔一缩：“这……”
“放心，这话只传到那九个人耳朵里。”沈砚之嘴角勾起一丝冷笑，“你找几个信得过的兄弟，扮作惊慌失措的兵卒，在酒馆、茶楼、赌坊，把这些话‘不小心’说出去。要说得像真的，越真越好。”
程振邦略一思索，明白了：“你是要引蛇出洞？”
“不仅要引出来，还要一网打尽。”沈砚之从怀里摸出个油纸包，打开，里面是半块硬邦邦的饼。他掰了一块递给程振邦，自己咬了一口，慢慢嚼着，“段祺瑞在关外等的是什么？等咱们内乱，等有人献城。那咱们就给他这个‘机会’。”
两人就着雪水啃完饼，身上总算有了点暖意。程振邦把油纸仔细叠好，揣回怀里——这年头，一张油纸也是金贵东西。他抬头看沈砚之，这个比他小五岁的年轻人，脸上还带着未脱的稚气，可那双眼睛，却深沉得像两口古井，望不见底。
“砚之。”程振邦忽然问，“要是……要是咱们守不住呢？”
这个问题，他憋在心里很久了。三千乡勇，对关外两万北洋新军，装备悬殊，粮草不足，内奸环伺。怎么看，这都是条死路。
沈砚之没有立刻回答。他重新举起望远镜，看向关外。月光下，清军大营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他甚至能看见营寨门口飘着的龙旗——那是大清的旗，黄底蓝龙，在夜风中猎猎作响。可他知道，这旗子飘不了多久了。武昌已经起义，南方十余省先后独立，大清的气数，到头了。
“守不住，也要守。”沈砚之放下望远镜，转回身。月光照在他脸上，那张还带着书生气的面孔，此刻却有一种刀锋般的锐利，“这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咱们在这儿举起反旗，就是在告诉全天下：大清不是铁板一块，它在北方的统治，也能被打破。”
他顿了顿，声音更沉了些：“振邦兄，你读过《正气歌》吗？”
程振邦点头：“文天祥的，读过。”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沈砚之念出这句，目光望向远处的黑暗，“咱们现在，就是‘时穷’之时。是跪着生，还是站着死，就在这一关了。”
夜风吹过城楼，卷起积雪，纷纷扬扬。更夫敲梆子的声音又响起来了，这回敲的是四更。
“四更天了。”程振邦说，“你回去歇会儿吧，我在这儿盯着。”
沈砚之摇摇头：“睡不着。走，咱们去巡巡城。”
两人一前一后走下城楼。石阶上结了冰，很滑，沈砚之走得很慢，手扶着冰冷的城墙。这城墙是明洪武年间修的，一砖一石，都浸透了六百年的风雨。它见过蒙古铁骑，见过满清八旗，见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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