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前誓师，三千乡勇，只有三百条枪。守关的清军有两千，枪炮齐全。所有人都说，我们是去送死。”沈砚之的声音很低，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可我们还是去了。为什么？”
“因为……”程振邦的喉结动了动，“因为不能再让满清骑在汉人头上，因为要建立共和，因为……”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沈砚之打断他，一字一顿，“中国人，不能跪着活。”
屋子里陷入沉默。只有雨声，和远处隐约传来的、报童越来越远的叫卖声：
“看报看报！大总统申令，国体问题，听之民意……”
沈砚之站起身，走到窗前。雨丝斜斜地打在玻璃上，蜿蜒流下，像眼泪。
“袁世凯要当皇帝，就是要让四万万中国人，重新跪下去。”他没有回头，背影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有些单薄，却又异常挺拔，“辛亥年，我们跪了一次，跪了两百六十八年。现在好不容易站起来了，他袁某人一句话，又要我们跪。振邦兄，你说，我们能跪吗？”
程振邦也站起来，走到沈砚之身边。两个男人并肩站在窗前，看着窗外雨中的天津卫。街道湿漉漉的，有马车驶过，溅起水花。几个穿着破棉袄的乞丐缩在墙角，瑟瑟发抖。远处，租界区的霓虹灯已经亮起，在雨幕中晕开五颜六色的光。
“不能跪。”程振邦说，声音不大，但斩钉截铁。
“是，不能跪。”沈砚之转过身，脸上露出一种近乎悲壮的笑容，“所以这一仗，要打。哪怕只有五百人，哪怕只有几条破枪，也要打。打不赢，也要打。让全中国、全世界都看看，中国人，不是谁想当皇帝就能当的！”
程振邦重重握住沈砚之的手：“我跟你干。”
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骨节发白。
“不过，”程振邦松开手，恢复了一贯的冷静，“计划要再细些。五百人，怎么集结？武器怎么分发？动手之后，怎么撤退？这些都得想清楚。另外，租界区要安排好退路，万一事败，得有个藏身之处。”
沈砚之点头，重新坐回桌前，摊开纸笔：“我都想过了。五百人，分成十队，每队五十人，设正副队长各一。集结地点选在三处：老城里的大悲院，河北的望海楼教堂，还有这里——法租界的这栋小楼。武器分三批运送，一批走海路，从塘沽上岸；一批走陆路，藏在运煤车里；还有一批，直接从警察厅的军械库里‘借’。”
“警察厅？”程振邦挑眉。
“警察厅里有我们的人，副厅长是我当年在山海关的老部下。”沈砚之在纸上快速写着，“动手那晚，他会‘恰好’去北京述职，军械库的钥匙会‘不小心’落在桌上。”
程振邦笑了：“好个‘不小心’。那撤退路线呢？”
“事成之后，所有人化整为零，分散撤离。大部分兄弟，趁乱出城，往冀东山区撤，那里有我们的落脚点。你我，还有几个负责人，退入租界，坐船南下，去上海，与孙先生会合。”
“袁世凯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严查租界。”
“所以，我们要借洋人的势。”沈砚之放下笔，“我已经联系了英国《泰晤士报》和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动手那晚，他们会全程跟随，拍照、记录。只要洋人的报纸一登，袁世凯就不敢在租界里大肆搜捕——他还要靠洋人承认他的皇帝位子呢。”
程振邦深深看了沈砚之一眼：“砚之兄，这两年，你成长了。”
沈砚之苦笑：“被逼的。在北洋政府里，天天跟那些官僚、军阀周旋，看他们勾心斗角、卖国求荣。看得多了，也就学会了。”
两人又就细节商议了一个多小时。天色渐暗，雨停了，但乌云还未散去，天空是铅灰色的，压得很低。街灯一盏盏亮起，昏黄的光晕在湿漉漉的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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