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叔，你在日本待了多少年了？”
老赵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很短，像是一道闪电，亮了一下就没了。
“二十年了。庚子年来的。那年我十九岁，在义和团里当过几天拳民，后来觉得不对，就跑了。跑到天津，上了船，到了日本。什么都干过——码头扛包、餐馆洗碗、工地搬砖。后来在一个裁缝铺里当了学徒，学了三年，出来自己开了这家铺子。”
“程先生怎么找到你的？”
“他没找我。是我找的他。”老赵低下头，用手指摩挲着茶杯的边缘，“我有个弟弟，叫赵德义。民国元年的时候，他在山海关跟着你打过仗。后来你南下，他留在关外，给程先生当兵。去年冬天，程先生的人找到我，说赵德义在辽西的一场战斗里没了。他让我别难过，说他是个好兵。”
老赵的声音很平，平得像一面没有波纹的水。但沈砚之看到他的手在抖。很轻的抖，像是风吹过水面，荡开一圈细纹。
“赵叔，对不起。”
“你有什么对不起的。打仗嘛，总是要死人的。”老赵抬起头，笑了笑，“程先生跟我说，你是个好长官。他说你从来不让弟兄们干你自己不干的事。吃饭最后一个吃，睡觉最后一个睡。撤退的时候走在最后面，冲锋的时候走在最前面。”
沈砚之没说话。这些话，他自己都快忘了。
老赵站起来，走到缝纫机前，拿起那把剪刀，开始改袖子。他的手很稳，剪刀在布料上走得很直，像是做了几千遍的事情。沈砚之坐在那里，看着他剪、缝、熨，动作不快，但每一刀都很准。
“赵叔，你在东京待了二十年，这边的局势，你应该比我清楚。”
“清楚谈不上。看得多了，多少知道一些。”老赵头也没抬，手里的针线不停。“日本人对中国的心思，跟猫对鱼的心思一样。想吃得紧，但又怕烫了嘴。他们帮革命党，不是同情革命，是想在中国放一把火，好浑水摸鱼。你信谁都可以，别信日本人。”
“那许崇智那些人呢？他们跟日本人的关系——”
“许崇智是许崇智，你是你。”老赵放下针线，看着沈砚之，“程先生说你是关外的狼，不是谁养在笼子里的鸟。狼有狼的活法，别学鸟叫。”
沈砚之忍不住笑了。
袖子改好了。老赵把西装递给他，让他试。沈砚之穿上，长短刚好，领口也松了一些，不那么勒了。
“赵叔，多少钱？”
“不要钱。”老赵把剪刀和针线收好，“程先生说了，你在这边的开销，他那边会想办法。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就好好活着。别死了。”
沈砚之站在那里，穿着那件改好的西装，看着老赵的背影。老赵的背很驼，肩膀很窄，看起来不像是能扛住什么东西的人。但他知道，这个人在东京待了二十年，在一间窄小的旧衣铺里，守着一台缝纫机和一尊关公像，等着一个消息。那个消息从辽西来，说他的弟弟没了。他没哭，没闹，只是说了一句“他是个好兵”。
“赵叔，”沈砚之说，“我走了。”
“走吧。”老赵背对着他，摆了摆手。“下次来，我给你做一件新的。别老穿旧衣裳。”
沈砚之掀帘子出来，站在街上。阳光从云层后面钻出来，照在神田的横街上，把那些窄小的店面照得明晃晃的。咸鱼店门口挂着的鱼干在风里晃来晃去，粗陶店门口的瓦罐上落了一层灰。有人骑着自行车过去，车铃铛叮铃铃地响。
他把西装扣子扣好，沿着街慢慢走。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旧衣铺的门帘动了一下，像是有人在里面掀开了一条缝。但再看的时候，门帘已经不动了。
接下来的日子，沈砚之开始有意识地往外走了。
以前他总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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