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等着他打完仗回去成亲。
“我明白了。”程振邦站起身，“我这就去收拾。”
“等等。”沈砚之叫住他，从抽屉里取出***枪，递给程振邦，“这个你带着。上海不比云南，这一路上不太平。”
那是一把勃朗宁M1910，八成新，枪柄上缠着防滑的布条。程振邦接过枪，沉甸甸的，枪油的味道很浓。他把枪插在后腰，用西装下摆盖住，问：“你还有吗？”
沈砚之撩开大衣，腰间别着一把同样的枪：“孙先生送的，说是临别礼物。”
两人相视苦笑。这世道，送枪比送别的都实在。
程振邦离开后，沈砚之在房间里又站了一会儿。窗外，外滩的灯火次第亮起，先是大马路的煤气灯，然后是各洋行、银行大楼的电灯，最后是黄浦江上轮船的桅灯。星星点点的光倒映在江面上，被夜航的船犁碎，又聚拢，像一江碎银子在流淌。
这是上海的夜，繁华得近乎奢侈，也冷漠得近乎残酷。沈砚之在这里住了三个月，从冬天到春天，看着梧桐树从秃枝到发芽，看着街上的女人从棉袍换成夹衫，看着报纸上的标题从“帝制将成”到“帝制取消”。三个月，足够他看清楚很多事情——比如革命党内部的纷争，比如那些口口声声“共和”的人背地里的算计，比如这个国家表面统一实则分裂的真相。
但他也看到了希望。在闸北的工人夜校里，那些白天在纱厂劳作十二个小时的女工，晚上还来识字，粗糙的手捏着铅笔，一笔一划地写“工人”、“权利”。在法租界的小弄堂里，那些留洋回来的青年，挤在亭子间里办报纸、印传单，眼睛亮得像星星。在苏州河边的码头上，那些扛大包的苦力，休息时会凑在一起，听识字的同伴念《新青年》，听到激动处，黝黑的脸上会放出光来。
这个国家还没死，沈砚之想。它只是病了，病得很重，但还有救。
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很轻，三下，停一停，又两下。是他们约定的暗号。
沈砚之走到门边，没急着开，先问：“谁？”
“是我，老陈。”门外传来压低的声音。
沈砚之开了门。一个穿长衫戴眼镜的中年人闪身进来，反手关上门，动作利落得像练家子。这是陈其美留在上海的地下联络人，公开身份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真名叫陈延年，广东人，早年跟孙中山在日本搞革命，后来一直潜伏在上海。
“沈兄，这么急要走？”陈延年摘下眼镜擦了擦，又重新戴上。镜片后的眼睛很锐利，像鹰。
“蔡将军病重，我得回去。”沈砚之示意他坐，自己也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陈兄深夜来访，是有要紧事？”
陈延年从怀里取出一个油纸包，层层打开，里面是几张照片和一沓文件。他把东西推到沈砚之面前：“你看看这个。”
沈砚之拿起照片。第一张是在码头上拍的，几个穿西装的人正从一艘日本轮船上下来，为首的个子不高，留着仁丹胡，戴着金丝眼镜。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参谋，山本一郎，四月二十日抵沪。
第二张是在一家日本料理店门口，山本一郎和一个穿长衫的中国人在握手。那中国人背对镜头，看不清脸，但沈砚之认得那件长衫——墨绿色的杭绸，袖口绣着暗纹，是上海滩数一数二的裁缝铺“荣昌祥”的手艺，一件要五十块大洋。
“这人是谁？”沈砚之指着穿长衫的背影。
“杨度。”陈延年吐出两个字。
沈砚之的手指僵住了。杨度，袁世凯的“文胆”，洪宪帝制的鼓吹者，如今袁世凯倒台，他倒跑到上海来，和日本人勾搭上了。
“他想干什么？”
“还不清楚。”陈延年摇摇头，拿起那沓文件，“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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