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领事馆的内线传来消息，山本这次来，带着日本外务省的密令，要在上海见几个人。杨度是第一个，后面还有……”
他翻到文件中间一页，上面列着一串名字。沈砚之扫了一眼，心沉了下去。名单上有前清遗老，有北洋要员，有江浙财阀，甚至还有两个是革命党里颇有声望的人物。这些人聚在一起，和日本人见面，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没好事。
“孙先生知道吗？”
“知道。”陈延年苦笑，“但知道了又能怎样？孙先生现在……唉，你也清楚，护国运动一成功，那些老同志又闹起来了。这个要当总理，那个要当总长，天天吵，天天争。日本人的事，反倒没人上心了。”
沈砚之沉默。这三个月他在上海，亲眼目睹了革命党内部的倾轧。护国成功了，袁世凯倒了，可那些当年一起流亡、一起革命的同志，却开始争权夺利。昨天还在一起喝酒骂袁大头，今天就能为个部长位子拍桌子翻脸。孙中山焦头烂额，想管也管不住——他这个“革命先行者”，如今说话还没那些手握兵权的都督管用。
“所以陈兄的意思是？”
“沈兄这次回云南，能不能……”陈延年斟酌着词句，“能不能在西南造造声势？蔡将军在军界有威望，你在护国军中有根基，如果你们能联合发个声明，呼吁各方以国事为重，警惕外人乘虚而入，或许能……”
“或许能让某些人清醒一点？”沈砚之接过话，但摇摇头，“延年兄，你太看得起我了。我沈砚之一个武夫，在西南那山沟沟里带兵打仗还行，跑到这上海滩来指手画脚，谁听我的？”
“可总得有人说话啊。”陈延年有些激动，眼镜滑到鼻尖也顾不上扶，“日本人狼子野心，甲午年割了台湾，日俄战争占了旅大，如今袁大头一倒，他们又想浑水摸鱼。那些军阀，那些政客，眼睛只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谁管国家死活？再这样下去，中国真要亡了！”
他说到最后，眼圈都红了。沈砚之知道，陈延年的弟弟陈延年在“二次革命”时被北洋军杀害，尸首都没找全。国恨家仇，这个男人是刻在骨子里的。
“我尽力。”沈砚之最终说，把照片和文件推回去，“但延年兄，有句话我得说在前头。这世道，光靠呼吁是没用的。你得有枪，有兵，有地盘。没有这些，说话就是放屁，没人听。”
陈延年愣住了，他没想到沈砚之说得这么直白，这么……粗俗。
“那依沈兄之见……”
“依我之见，你们在上海，该印报纸印报纸，该发传单发传单，该呼吁呼吁。但更重要的是，”沈砚之站起来，走到窗前，指着窗外黄浦江上那些挂着外国旗的军舰，“得有人去练兵，去攒钱，去搞枪炮。等我们手里有十万人，一百门炮，你看日本人还敢不敢这么嚣张？你看那些军阀还敢不敢窝里斗？”
陈延年也站起来，走到沈砚之身边。窗外，一艘日本炮舰正缓缓驶过，舰首的太阳旗在晚风中猎猎作响。那炮舰不大，但在黄浦江上横行无忌，中国的渔船、货船见了都得远远避开。
“沈兄说得对。”良久，陈延年长叹一声，“是我书生气了。”
“不是书生气，是心急了。”沈砚之拍拍他的肩，“急不得。这病是几十年、上百年落下的，想一副药就治好，不可能。得慢慢来，一帖一帖地下药，一年一年地调理。”
“可我们还有多少年？”陈延年转头看他，眼睛里映着窗外的灯火，亮得骇人，“日本人在东北修铁路，在山东驻兵，在福建搞‘亲善’。英国人占着香港，法国人占着广州湾，俄国人虽然倒了，可又来了个更狠的苏俄。沈兄，我们这代人不把事办成，留给下一代，那就真没指望了。”
沈砚之没接话。他看着江对岸，浦东那边还是一片农田，零星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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