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您问‘到天津还有几站’，对方答‘三站，但最近一站是丰台’。”
“明白了。”
“保重。”陈副官敬了个礼，翻身上马，很快消失在夜色里。
沈砚之拎着藤箱，随着人流走进车站大厅。大厅里更吵，卖报的、拉客的、乞讨的，各种声音混在一起，震得人耳朵疼。他买了份《顺天时报》，找了个角落的长椅坐下，假装看报，眼睛却瞟着四周。
八点五十。还有四十分钟开车。
报纸上密密麻麻都是字，但他一个字也看不进去。满脑子都是刚才巷子里那一幕。刀疤脸的眼神，陈副官的话，还有藤箱里那些烫手的文件……
“先生，借个火？”
旁边坐下个人，穿着蓝布长衫，戴着礼帽，手里夹着根烟。
沈砚之抬头看了一眼。对方三十来岁，国字脸，眼睛很亮，正笑呵呵地看着他。
“我不抽烟。”沈砚之说。
“哦，那可惜了。”那人自己摸出火柴，划燃，点上烟，深深吸了一口，“这世道，不抽烟的人可不多见。心里不闷？”
“闷又如何，不闷又如何？”
“闷了，就抽根烟，解解愁。不闷，那就更好，说明心里敞亮。”那人吐了个烟圈，眼睛盯着沈砚之手里的藤箱，“先生这是要出门？”
“回老家。”
“老家哪儿啊？”
“保定。”
“保定好地方啊，直隶总督衙门以前就设在那儿。”那人又吸了口烟，“不过这个点儿，去保定的车早开了吧？您坐的是……”
“去天津的，在天津转车。”
“巧了，我也去天津。”那人笑了，露出一口白牙，“三等车厢，六号包厢。您呢？”
沈砚之心里一动。六号包厢，就在七号隔壁。
“七号。”他说。
“那真是巧了，邻居啊。”那人站起身，掸了掸长衫上的灰，“车上见，先生。对了，我姓赵，赵伯钧。”
“沈墨。”沈砚之用了化名。
“沈先生，车上见。”
赵伯钧走了，很快消失在人群里。
沈砚之看着他的背影，若有所思。是巧合，还是……
九点二十。他开始往站台走。
检票口挤满了人，你推我搡的。一个老太太的包袱被挤散了，东西掉了一地，周围人骂骂咧咧地从上面踩过去。沈砚之帮她捡起几样，老太太千恩万谢，他摆摆手，快步通过了检票口。
站台上，火车已经等在那里。黑色的车头喷着白气，像一头喘息的巨兽。车厢里陆续在上人，嘈杂声、吆喝声、孩子的哭声混成一片。
沈砚之找到三等车厢，踩着铁梯上去。车厢里弥漫着一股霉味、汗味和煤烟味混合的气味。他顺着窄窄的过道往前走，找到了七号包厢。
包厢里已经有人了。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穿西装的中年人，正拿着份报纸看。对面坐着一对母女，母亲四十来岁，女儿大概十五六岁，都穿着半新不旧的旗袍，怯生生地坐着。
沈砚之的铺位是靠窗的上铺。他把藤箱塞到铺位底下，脱了鞋，爬上去躺下。车厢顶很低，坐起来就会碰到头。他侧躺着，面朝里，假装睡觉，耳朵却竖着，听着周围的动静。
九点四十。汽笛拉响了，长长的一声，震得车厢都在抖。火车缓缓开动，站台上的灯光、人影向后退去，越来越快，最后连成一片模糊的光带。
出了城，外面彻底黑了。只有偶尔经过的村庄，才会有点点灯火一闪而过。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只剩下车轮轧过铁轨的哐当声，均匀而单调。
沈砚之闭上眼睛，但没睡。藤箱就在身下，隔着薄薄的铺板，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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