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板那头传来脚步声，是副官林文渊。这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是沈砚之在日本收的学生，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的高材生，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和英语，还能画一手精确的地图。
“司令，旅长。”林文渊敬了个礼，“刚收到电报，陈其美先生说，天津那边安排好了，明晚十点，在法租界马场道接头。暗号照旧。”
“沿途岗哨情况呢？”沈砚之问。
“这是北洋军最近在津沽一带的布防图。”林文渊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得工工整整的纸，在甲板灯下展开。图上用红蓝铅笔标得密密麻麻，哪里有关卡，哪里有驻军，巡逻时间，换岗规律，一清二楚。“陈先生花了三个月才摸清的。他说最近直皖关系紧张，大沽口守军增加了三成，但对租界的检查反而松了——北洋不敢得罪洋人。”
沈砚之仔细看着地图。六年了，天津的布防变了，可地形没变。大沽口、塘沽、天津站，这些地方他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六年前他就是从这条路上逃出去的，如今又要从这条路杀回来。
命运有时候，真是个圈。
“通知下去，”沈砚之收起地图，“明天凌晨四点，所有人检查装备，销毁所有能证明身份的东西。武器用油布包好，沉到指定位置，上岸后陈先生的人会去打捞。每个人只带手枪和二十发子弹，其他的，上岸再说。”
“是！”林文渊领命而去。
程振邦看着沈砚之，欲言又止。沈砚之知道他想说什么——三百二十七人，赤手空拳潜入天津，万一陈其美那边出了岔子，就是全军覆没。
“怕了？”沈砚之问。
“不是怕。”程振邦摇头，“是觉得对不住兄弟们。六年前跟着咱们出去的三百多人，现在还剩下一半。这次回来，不知道又能活下来几个。”
沈砚之没有说话。他何尝不知道这是一场豪赌？可革命，本来就是拿命去赌国运。赌赢了，四万万人站起来；赌输了，无非是多几具无名尸骨。从父亲在山海关举起反清大旗的那天起，他们沈家的命，就已经押在了这张赌桌上。
“你去休息吧。”沈砚之说，“明晚，有的忙。”
程振邦走了，甲板上又只剩下沈砚之一人。他靠在船舷上，望着越来越近的北方海岸。天快亮了，东边的海平面泛起鱼肚白，在那片灰白之间，隐约能看到陆地的轮廓。
那是中国。
他的中国。
六年前他离开时，这个国家叫中华民国。可袁世凯撕毁了临时约法，解散了国会，把民国变成了袁家的天下。他们这些革命党人，成了“乱党”，成了“匪”，成了被通缉、被追杀的对象。可他们还是回来了，像候鸟，无论飞多远，总要回到出生的地方。
“父亲，”沈砚之在心里轻声说，“我回来了。这次，不成功，便成仁。”
海风猎猎，吹动他洗得发白的军装。这件衣服还是六年前那件，袖口磨破了，程振邦的太太给补过；领子开线了，林文渊的母亲给缝过。六年流亡，他们什么都缺，就是不缺穷亲戚的接济，不缺老百姓偷偷塞过来的干粮，不缺那些不认识的人，在搜查时故意放水。
为什么回来？
因为那些期待的眼睛，因为那些偷偷塞过来的窝头，因为那些在刑场上高喊“革命万岁”的陌生人。这个国家病了，病入膏肓，可总得有人来治。他们就是那剂猛药，哪怕要以身为引，以血为方。
天亮了。
“海晏号”缓缓驶入大沽口。沈砚之已经回到舱内，换上了一身商人的行头——绸缎长衫，黑呢礼帽，金丝眼镜。镜子里的他，看起来就像个普通的归国华侨，谁也想不到，这个文质彬彬的商人，会是北洋政府悬赏五万大洋通缉的“乱党头目”沈砚之。
程振邦也换了装
-->>(第2/5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