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扮作他的保镖，一身短打，腰里别着家伙。林文渊是秘书，捧着公文包，里面是伪造的日本商社文件。三百多名弟兄，化整为零，分成几十批，混在乘客里陆续下船。
码头上乱哄哄的。苦力在卸货，旅客在叫车，警察拿着照片在人群中对照——照片上是六年前的沈砚之，年轻，消瘦，眼神锐利如刀。现在的沈砚之胖了些，留了胡子，戴着眼镜，连他自己都快认不出自己了。
“让开！让开！”
一队北洋兵闯进码头，刺刀在晨光中闪着寒光。为首的是个少尉，手里拿着花名册，挨个检查旅客的身份证明。沈砚之心里一紧，手下意识地摸向腰间——那里别着上了膛的手枪。
“这位是日本三井商社的沈先生。”林文渊迎上去，一口流利的天津话，还带着点日本腔，“回天津探亲的。这是证件。”
少尉接过证件，翻来覆去地看。沈砚之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那些证件是伪造的，虽然做得精细，可万一……
“过去吧。”少尉把证件扔回来，挥挥手，又去查下一个了。
沈砚之松了口气，跟着人流走出码头。六年了，天津变了，又没变。街道宽了些，洋楼多了些，可那股味道没变——煤烟味、人汗味、还有若有若无的大烟味。黄包车夫在拉客，小贩在叫卖，报童挥舞着报纸：“看报看报！直皖又要开打！段总理调兵遣将！”
一切如常，就像六年前他离开时一样。这个国家换了招牌，可骨子里还是老样子。洋人照样在租界里作威作福，官僚照样贪污腐败，老百姓照样吃不饱饭。
革命了六年，革了个寂寞。
沈砚之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他想起在日本时，孙中山先生说的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可他们推翻了皇帝，又来了总统；推翻了总统，又来了军阀。这个国家，到底要流多少血，才能迎来真正的曙光？
“先生，车叫好了。”程振邦低声说。
沈砚之收回思绪，坐上黄包车。车子在天津的街道上穿行，经过海河，经过老龙头火车站，经过六国饭店。这些地方他都熟悉，六年前，他在这里战斗过，逃亡过，也差一点死在这里。
车子最终停在法租界一栋西式洋楼前。这里是陈其美的商行——“华茂贸易公司”。门面不大，但很整洁，玻璃橱窗里摆着些洋货，留声机、钟表、钢笔，都是时兴的东西。
沈砚之下车，整了整衣襟。程振邦上前敲门，三长两短。
门开了，是个穿长衫的中年人，戴眼镜，文质彬彬。他看看沈砚之，又看看程振邦，问：“先生找谁？”
“找陈掌柜，谈一笔茶叶生意。”沈砚之按约定的暗号回答。
“陈掌柜不在，您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
“是武夷山的大红袍，去年的秋茶。”
暗号对上了。中年人立刻侧身：“请进，陈掌柜在后院等您。”
沈砚之走进商行。店面不大，后面却别有洞天。穿过一条窄廊，是个四四方方的院子，种着石榴树，树下摆着石桌石凳。一个四十来岁、穿着丝绸马褂的男人坐在石凳上，正在泡茶。看见沈砚之，他站起来，快步迎上来。
“沈司令，一路辛苦。”陈其美握住沈砚之的手，很用力，“六年了，总算把你们盼回来了。”
“陈先生，久仰。”沈砚之打量着眼前的人。陈其美比他想象中要瘦，但很精神，眼睛很亮，一看就是那种心里有团火的人。
“坐，喝茶。”陈其美招呼他们坐下，亲自斟茶，“这是真正的武夷山大红袍，我存了两年，就等你们回来喝。”
茶很香，沈砚之喝了一口，暖意从喉咙一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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