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着路程和行军时间——叙永到自流井，直线距离不过两百里，但都是山路，其中有一段要经过永宁河谷，两岸峭壁如削，地势险要。如果北洋军在河谷设伏，整支部队就有全军覆没的风险。但如果走小路绕行，路程要翻一倍，还得穿越几段苗人聚居区的茶马古道。
可行。但险。他得出的结论是——成功的概率不超过三成。但他没有说这个数字。因为在革命军的字典里，“三成”已经是够高的胜算了。
“自流井。”他把这三个字又念了一遍，语气从试探变成了笃定，“你跟我想到一块去了。问题是——这条路谁来带？主力还在休整，能打穿插的必须是精锐中的精锐，得在强行军之后第一时间投入攻城战，中途不能掉队一个人。”
朱德站直了身体，表情没有一丝变化，像是在说一件已经排练过无数次的事情：“我的先遣团从云南徒步跋涉一千多里入川，爬山涉水是我们的长项。穿插自流井，我带队。”
沈砚之转过身，深深地看着这个比他小了将近十岁的青年军官。煤油灯的光晕在他眼中跳动，将那张年轻而坚毅的面孔映得忽明忽暗。他看到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团长——他看到的是一块还没有被政治和权力腐蚀的纯粹的铁，一个在战场上既能冷静分析又能悍不畏死的军事天才，一个和自己一样，把整个生命都压在了这场革命上的人。
“令堂安在？”他忽然问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问题。
朱德显然没有预料到这个问题。他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看着手中那只磕了瓷的搪瓷茶缸，茶缸里的普洱茶已经凉了，茶叶沉在缸底，像一小片被水浸透的暗色云朵。“在仪陇老家。入川之后还没寄过信。”他的声音比刚才低了半度。
“给家里写封信吧。”沈砚之从太师椅旁边的小桌上拿起一沓信纸和一支铅笔，递过去。信纸是叙永县公署用剩的旧公文纸，背面还有前任县太爷写的半页催粮草文书，墨迹已经淡了，纸也泛了黄，但还勉强能用。“穿插自流井这一仗，是最难打的攻坚战。打完仗再写，我怕邮政追不上你的脚步。趁今夜还安静，写了，我派人替你寄出去。”
朱德接过信纸和铅笔，手指在粗粝的纸面上摩挲了一下。他沉吟了很久，久到煤油灯的灯芯结了第二颗灯花，屋里只剩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和灯油偶尔炸开的轻微噼啪。然后他开始写字，写得很快，一行接一行，像是这些话在心里憋了很久，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倒出来的出口。写完之后他把信纸折好，没有用信封，只是在折好的信纸背面写了一行字——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朱德修家书。然后他将信纸双手递给沈砚之，表情和刚才说“我带队”时一样平静，但眼底多了一层很淡很淡的柔软，像一个士兵在卸下盔甲之后短暂地露出了里面最贴近皮肤的那一层温度。
“这封信，如果我回不来，请替我寄。”他说。
沈砚之接过信，没有看信的内容，甚至没有低头。他直接把信放进了自己怀表旁边的口袋里，用手指按了一下，信纸和他父亲的怀表碰在一起，发出几乎听不到的轻微声响。“信会寄到。你也会回来。打完这一仗，我带你去见孙中山先生，他在上海已经听说了滇军的战绩。他一定会问你是谁带的兵。”
朱德笑了一下。那个笑容里没有自得，没有骄傲，只有一种“原来我们做的事被人看见了”的朴实欣慰。敬了个礼，转身出门，走到门口时又停下来，背对着沈砚之说：“旅长，还有一件事。”
“说。”
“纳溪那晚，我在山坡上看见您一个人站在最前面的战壕外面，把白衬衫亮给所有人看。我在昭通讲武堂学过七年军事，教官说指挥官应该站在最安全的位置指挥全局。他用七年时间证明指挥官应该站在最安全的地方，您用三秒钟证明了他说得不全对。有些仗，光靠战术打不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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