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之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不是蔡锷那封，是另一封——信封上写着“沈砚之亲启”，字迹秀美，一看就是女人的字。信纸只有薄薄一张，上面只有寥寥数语：“砚之兄：见字如面。十年未见，不知兄安否。妹现居汉口，已在报端读到兄在叙永苦战的消息，望兄保重。”
“她叫陆曼君。”沈砚之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轻得差点被雨声盖过去，“山海关人。当年我爹跟她爹是故交，两家定了娃娃亲。我起事之前，她爹在清廷当差，因为给我通风报信，被清军杀了。她跟着我一路打到南京，后来我流亡日本，她留在国内等我。”
沈砚之把信折好，塞回信封里，动作很慢，像在处理一件随时会碎掉的瓷器。他把信放进怀里，贴着心口的位置。那里已经贴身放着一个旧皮夹，皮夹里有一张褪了色的照片——是他和陆曼君在山海关拍的。那天他刚打下关城，穿着一身满是硝烟味的军装，她站在他旁边，手里举着一面十八星旗，笑得像四月的迎春花。
“她等了我十年。十年里我东奔西跑，今天打这个明天打那个，每回写信都是报喜不报忧，说什么等局势稳定了就回去接她。可是局势什么时候稳定过？打完清廷打袁贼，打完袁贼还要打那些割据的军阀。她等了十年，写了无数封信，我只回了寥寥几封。不是不想回，是不知道怎么回。我能说什么？说我又打了败仗，说我的兵只剩下一半了，说我连一顿饱饭都让他们吃不上？”
“后来呢？”程振邦问。
“后来，她在汉口嫁人了。嫁了个茶叶商人，日子过得安稳。这封信是她去年秋天写的，辗转了半年才送到我手上。她没有怨我，只说望我保重。我读了三遍，一个字都回不出来。”沈砚之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在雨里显得又苦又涩，“老程，你说我这种人，是不是不配有人等？”
程振邦没有回答。他从口袋里摸出半包被雨水泡烂的纸烟，扯出两根还算完整的，递给沈砚之一根。沈砚之接过烟，凑在程振邦的火柴上点燃，吸了一口。烟雾混着雨雾，很快就被风吹散了。两个人蹲在山头上，一根烟抽了很久。雨小了一些，赤水河的水声愈发响亮，轰隆隆的，像远方在打雷。
“我老婆也不等我了。”程振邦忽然开口，声音闷闷的，“上个月收到家信，说她带孩子回娘家了。我丈人是直隶的乡绅，一直看不上我这个当兵的。她说她等了我八年，八年里我在家待的日子加起来不到三个月。孩子都不认识我，管隔壁邻居叫爹。”他把烟头弹进雨里，站起身来，拍了拍膝盖上的泥，“但我不怨她。嫁给我们这种人，是她命不好。”
河对岸的北洋军忽然放了一枪。子弹划破雨幕，打在他们身后十米远的树干上，溅起一片木屑。程振邦本能地伏低身子，手已经摸上了毛瑟枪的枪栓。沈砚之却没动，依然站在山头最高处，望着河对岸的灯火。那颗子弹对他而言，连警告都算不上。北洋军每天都会放几枪，不是为了打人，是为了提醒他们——我们在这儿，你们过不来。
“老程。”
“嗯？”
“等这一仗打完，如果能活着回南京，我想去找她。”沈砚之转过身，看着程振邦，眼睛里终于有了一丝不属于军人的柔软，那层坚硬的外壳在雨水中裂开了一条细缝，露出里面滚烫的岩浆，“不是去抢人。就是想当面跟她说声对不起。欠了她十年，好歹还一句交代。”
程振邦正想说“行，我陪你”，话还没出口，忽然听见山下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通信兵小李连滚带爬地冲上山头，满脸雨水，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军装的膝盖处磨破了两个大洞，露出血淋淋的皮肉——他是从山脚一路爬过来的，腿已经跑软了，站都站不直。
“师长！”小李哑着嗓子喊，“山下来了一队人，说是友军，要见您！”
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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