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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月十二的雨，下到午后也没停。
沈砚之蹲在浦东烂泥渡口一间渔具棚里，把灰布夹袍下摆撕下一条，缠住左肋的伤口。血把布浸成黑紫色，他用牙齿咬紧布头，一圈圈勒紧，直到肋骨像被铁箍锁住，呼吸只能浅浅地抽。
秦树生从外头钻进来，浑身滴水，手里攥着半张油印传单。
“司令，你看这个。”
传单上印着一行粗黑大字：“上海戒严司令部布告：匪首沈砚之，前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左翼指挥，勾结**，煽动工潮，着即一体严拿，赏格五万元。”
底下还配了张画像——是北伐誓师那天的照片描的，他骑在马上，军帽檐压着眉骨，眼神像刀。画师把他画得太英武了，反倒不像此刻蹲在鱼腥味里、肋上淌血的落难人。
沈砚之接过传单，看了一眼，笑了。
“五万。比当年袁世凯悬赏我爹还多两万。”他把传单凑到油灯上点着，火苗舔着纸角，映得他脸上明暗不定，“树生，这五万花不出去。上海滩谁不认得沈砚之的脸？蒋这是逼我露头。”
“那还去南京？”
“更要去。”沈砚之把烧剩的纸灰弹进破碗，“蒋以为我死了，或者躲进租界等洋人保命。他想不到我会往老虎嘴里钻。南京是他的临时窝，也是武汉政府派员交涉的最后一道门。我要赶在蒋把‘上海事变’说成‘工人内讧’之前，把闸北的血带进南京城。”
他站起来，肋伤扯得他眉头一跳，但脚步没晃。他从渔具棚的破网堆里翻出一套蓑衣，又找了顶斗笠，把帽檐压到鼻梁。最后，他把那卷湿旗塞进鱼篓底层，上头盖三条咸带鱼。
“你回武汉。”他对秦树生说，“走水路，经九江。把这面旗、这份布防图、阿菱的名册底稿，亲手交给唐生智的参谋长。告诉他，四月十二不是兵变，是谋杀。蒋的刀口朝的是革命本身。”
秦树生眼圈红了：“那你呢？”
“我走陆路，经镇江、常州，混进南京。蒋的通缉令刚发，各码头、车站查得最紧，水路反而危险。陆路他想不到。”
“陆路三百里，你肋上还带着花！”
“带花的花，才开得慢。”沈砚之拍了拍他的肩，“树生，你跟我十年，从山海关打到武昌。今夜一别，往后你替我记着：沈砚之这辈子，没怕过清兵的炮，没怕过北洋的刀，更不会怕蒋介石的赏格。”
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但你要是到了武汉，听见有人说‘沈砚之投了蒋’，你替我骂回去。我沈砚之要是投蒋，我爹的棺材板都压不住。”
秦树生“啪”地立正，眼泪混着雨水往下淌：“司令，你活着。武汉等你。”
“等我的人不是武汉，是后头那些没名字的。”沈砚之提起鱼篓，推开棚门，“走。”
二
从浦东到镇江，二百四十里。
沈砚之没走官道。他沿着古运河的纤道走，白天躲在废弃的龙王庙、破砖窑里，夜里赶路。清明刚过，田里麦苗正青，可沿路不见几个种地的——壮丁被拉了夫，女人小孩躲进芦苇荡，怕兵。偶尔遇见溃散的北伐军散兵，衣衫褴褛，蹲在路边啃冷饼，见了他的蓑衣斗笠也不起疑，只当他是个逃荒的渔夫。
四月十四夜，他过了昆山。
运河上有座石拱桥，桥堍设了税卡。两个兵端着枪，一个穿灰军装，一个穿黄呢子——黄呢子是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的人。他们拦下所有过桥的，翻担子、搜腰，专找“形迹可疑”的。
沈砚之蹲在桥下芦苇丛里，听他们盘问一个挑粪的老汉。
“去哪？”
“常州。卖粪。”
“常州有粪卖？鬼信。打开看看。”
粪桶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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