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说过，刀可以杀人，也可以守门。”沈砚之举起酒杯，“我沈砚之这把刀，不杀同胞，只守九江的百姓。”
两人一饮而尽。
王季范走的时候，沈砚之送他到江边。汽笛响了，轮船缓缓离岸。王季范站在甲板上，朝沈砚之挥手：“砚之兄，保重！”
沈砚之站在码头上，直到轮船变成一个黑点，才转身回去。
孟长川跟在后面，低声问：“总指挥，武汉那边，真的会答应我们的条件吗？”
“不会。”沈砚之头也不回，“唐生智不是什么好鸟。他嘴上答应，心里一定在盘算怎么吃掉我们。但我们把话说在前面，他就不能明目张胆地动我们。他要动，就得背上一个‘破坏中立’的罪名。现在全国都在看着九江，他不敢。”
“那我们……”
“我们等。”沈砚之停下脚步，看着江面上的落日，“等他们自己先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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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沈砚之在九江召开了记者会。
九江所有的报纸、通讯社，加上上海《申报》《新闻报》的记者，一共三十多人，挤在江防司令部的小礼堂里。沈砚之穿着一身旧军服，没有佩刀，只戴了一枚关山旗的徽章。
他站在讲台上，面对几十支笔和几十双眼睛，缓缓开口：
“诸位，今天请你们来，是想借你们的笔，说几句心里话。”
“我沈砚之，一个从山海关来的当兵的。从宣统三年起事到现在，打了十六年的仗。这十六年，我见过清军的残暴，见过北洋军阀的腐败，见过洋人在中国土地上耀武扬威。我起事，是为了让中国人不再受欺负。这个目标，到现在还没有实现。”
“现在，有人说我是‘反动军队’，有人说我是‘抗命不遵’。我沈砚之是不是反动，不是哪个人说了算的。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看着。我守九江一个月，九江的百姓有没有少一粒米？有没有少一间房？你们去问问九江的老百姓，他们心里有数。”
“我再说一遍：我沈砚之的部队，不打内战。谁要打内战，别从我九江过。谁要是一致对外，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我沈砚之的第一个支持他。”
“最后，我请诸位帮我带一句话给南京和武汉的先生们：中国这么大，外敌还没赶走，同胞先打起来了。你们看看长江里的外国军舰，看看租界里的洋人巡捕，他们正等着我们自相残杀，好坐收渔翁之利。你们就不觉得羞耻吗？”
记者们奋笔疾书。沈砚之的每一句话，都被记在了本子上。
第二天，《申报》的头版登出了沈砚之的讲话，标题是：“九江沈砚之：不打内战，只守百姓”。
这篇文章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池塘，激起了层层涟漪。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转载，评论文章铺天盖地。有人骂沈砚之是“军阀余孽”，有人赞他是“最后的脊梁”。但不管骂也好，赞也好，九江这个名字，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
南京和武汉都感到了压力。
蒋介石在南京看了报纸，沉默了很久，最后对身边的参谋说：“沈砚之这个人，不能用，也不能打。打他，全国舆论不会答应。不用他，他又挡在东征的路上。”
武汉方面，唐生智也犯了难。他本来想强行通过九江，但沈砚之的讲话一出，他如果硬来，就成了“破坏中立、挑起内战”的罪人。他不敢冒这个险。
于是，九江奇迹般地获得了短暂的和平。
南京的第三路军停在湖口以东，武汉的东征军停在武穴以西，谁也不动。沈砚之的三万人，像一根楔子，钉在长江上，把两股力量隔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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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初，九江城里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
她是个女人，三十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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