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了嘛，旗子得跟着换。”
周耀祖咂了咂嘴：“我那面五色旗是孙传芳亲自发的，料子不错，扔了可惜。”
“你留着做纪念。”
“那不成反革命了？”
“一面旗子反不了革命。”沈砚之笑了一下，“你留着吧，回头放家里当窗帘挂。”
周耀祖被他逗乐了，笑着摇了摇头，出门招呼卫兵收拾东西。
沈砚之在南昌城里待了三天。三天里头干了三件事：第一件，让程振邦把城防重新布了一遍，城墙上原来周耀祖修的工事拆了一半，改成朝外射击的掩体；第二件，让政治部的人在城里搭了三个台子演讲，讲北伐的意义，讲三民主义，讲打倒军阀，老百姓听得半懂不懂，但每场都围了百来号人看热闹；第三件，把南昌城里的商会会长和几个大商户请到旅部吃了顿饭，饭桌上把北伐军的筹款政策讲明白了——不抢不夺，按章程征税，商户该交的税交足，士兵不许进店骚扰。
商会会长姓吴，六十来岁，做茶叶和瓷器生意，在南昌城里算头面人物。饭吃到一半他端了杯酒凑到沈砚之跟前：“沈师长，老朽斗胆问一句——你们北伐军，打完了南昌还走不走？”
“走。往北打，打九江，打南京。”
“那打完了南京呢？”
“打北京。”
吴会长喝了口酒，压低声音问：“打完了北京呢？你们这仗到底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沈砚之放下筷子，看了他一眼：“吴会长，这话我也问过孙先生。孙先生说——打到全中国没有军阀那天，就是头了。”
吴会长点了点头，没再问，回去把商会里几个犹豫不决的商户代表拽到一边嘀咕了半天。第二天一早，南昌商会主动送来两万斤大米和三千块大洋的劳军款，吴会长亲自押着车送到师部门口，说是“南昌百姓的一点心意”。
沈砚之收下了，写了张收条按了手印，让政治部的人给吴会长颁了个“北伐模范”的绸带。吴会长把绸带披在肩上在商会门口站了一下午，笑得跟喝了蜜似的。
第四天出了事。
先是九江那边孙传芳的部队忽然动了。前线侦察报回来，说孙传芳从九江抽调了两个混成旅的兵力，往南昌方向压过来，前锋已经过了德安，离南昌不到一百里地。
接着是城里的电报房收到一封明码电报，发报方是孙传芳的司令部，收报方写的是“南昌周耀祖旅长”。电报内容就一句话：“限三日内夺回南昌，逾期军法从事。”
程振邦把电报拍在桌上：“周耀祖都投过来了，这电报发给他有个屁用？”
沈砚之盯着电报看了一会儿，忽然说：“这电报不是发给周耀祖的。”
“那是发给谁的？”
“发给南昌城里那些还惦记着孙传芳的人看的。孙传芳知道周耀祖靠不住了，他发这封明码电报，就是要告诉城里那些骑墙派——我孙传芳还没倒，你们别急着换旗子。”
程振邦骂了一声：“这老小子倒是会玩心眼。”
“不光会玩心眼，还真动了手。”沈砚之把地图摊开，拿铅笔在德安到南昌之间画了一条线，“两个混成旅压过来，兵力比我手上能调的兵多出将近一半。周耀祖的降兵还在整编，没形成战斗力。这一仗不好打。”
当天下午，周耀祖自己找上门来了。
“沈师长，孙传芳过来的两个旅，带队的叫马登瀛，是我保定军校的同期。”周耀祖进门就撂了这么一句，“这个人打仗比李宝章狠，在孙传芳那边算能打的。但他有个毛病——贪功。打起来喜欢抢头功，容易冒进。”
沈砚之把马登瀛的履历翻了一遍，沉吟了一会儿：“你能给他写封信吗？”
“写信？劝他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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