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警备司令部今夜未必稳得下来。
他撂下狠话，钻进轿车走了。
——
当天下午，沈砚之把全旅连以上军官叫到操场合影。
不是拍给南京看，是拍给后人看。
他站在最前，身后站着文职参议、药贩子打扮的陆先生、挂彩没愈的排长、还有几个昨天刚“病退”的政治部干事。
“兄弟们，”他没拿稿，声音被江风吹得发颤，“从今天起，咱们这旅不挂清党的旗。南京问起来，就说我沈砚之疯了，念旧。”
底下没人笑。
一个老卒喉头哽着喊：“旅座，咱们跟着你，从山海关走到这儿，没杀过一个自己人。”
“那就继续别杀。”
沈砚之抬手，指了指长江对岸：
“那边在杀人，这边咱们留盏灯。灯不一定亮很久，但只要有这盏灯在，将来的人就知道——1927年春天，武汉城里不是全黑了。”
——
夜里，陆先生在东厢咳血，把蜡纸版塞进药筐底层。
沈砚之去看她，她靠在土墙上，手里还攥着半截铅笔。
“沈旅长，我印不了几天了。”她笑得惨淡，“可我哥当年教我，字是种子。你护住种子，总有发芽那天。”
沈砚之把那本《新青年》放她枕边。
“你哥没白死。我答应你，这批蜡纸，不走地道，走我的公文箱。明天我亲自去汉口，交给‘转运栈’的老周。”
陆先生闭了眼，泪顺着眼角进鬓角。
“关山……真有风雷吗？”
“有。”沈砚之轻声，“风从山海关起，雷在人心落。”
——
4月20日，南京的二次通缉令传到武昌。
沈砚之的名字没上单子，但“纵容通共、抗拒清党”的密折已经进了陶炯的皮包。
他把自己关在作战室，给广州、给昆明、给豫南的故旧各写了一封信。信里不谈主义，只谈一件事：
“若有一日，你们营里也进了要抓的人，别问他是谁，先问你自己，当年举枪为的什么。”
写完，他添了一句私语：
“程振邦，老程，你先在地下喝两口冷酒。上面这摊浑水，我替你搅着。等关山重见月，我再带兄弟们回来敬你。”
信纸叠好，塞进《唐诗》没带走的那只旧函——他早不用诗集了，用的是山海关起义时那方关防木匣。
——
4月23日，汉口转运栈。
周慕白换上铁路工装，站在月台阴影里。看见沈砚之从人流里走来，大衣下摆沾着桐油，手里拎着那只木匣。
两人没拥抱，没多话。
“名单我背下来了。”周慕白说，“鄂东七县，三百二十一人，一个字没漏。”
“那本《新青年》呢？”
“在豫南交通站。等秋天，能印出来。”
沈砚之把木匣递过去：“里头有我给豫南、湘西、滇桂三路旧部的信。你们往北走，顺道递。”
周慕白接匣子，手抖了一下，忽然问：
“旅座，你留武昌，后面怎么走？”
沈砚之望了望汉口租界的灯火，又望望江面。
“他们要宁汉合流，要清党，要独裁。我不合。独立旅不走南京的编，也不归武汉的庙。我把队伍往湘鄂赣边带，山里、河边、矿工堆里——哪儿有受欺负的人，哪儿就是我的关城。”
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像对自己说：
“革命不是一茬人打完的。他们今天把地下党逼去上山，明天山里就会长出一支真敢为老百姓打仗的队伍。我老了，我替他们守几年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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