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随他走的还有政治部三个干事、两个农运特派员，都换了药贩子衣裳。”
“还有谁没走？”
“宣传队里有个女先生，姓陆，抱病走不动。她哥是‘二七大罢工’的，被吴佩孚杀的。她手里有一批武汉地下印刷板的蜡纸，不肯丢。”
“接回来。东厢药房空着，放她。”
秦书铭犹豫：“上头要是再查……”
沈砚之抬眼：“你当我刚才在马孝先面前是演戏？独立旅的人，我认。跨党的、不跨党的，只要没把枪口对准老百姓，都是当年跟着打山海关的兄弟。从今起，旅里立三条规矩——”
他拿铅笔在地图背面划道：
“一，不主动搜捕任何人，南京要名册，我给空壳。
二，政治部撤了，改设‘文职参议’，留人，不留衔。
三，谁要抓人，先从我这间屋子抬走尸体。”
秦书铭喉头滚了滚，立正敬礼，转身去办。
沈砚之独自坐到后半夜。
窗外的长江水声越来越响，像关外的风卷过长城豁口。他摸出怀里那本《新青年》，又摸出一张更早的旧照——山海关城头，他二十出头，程振邦扛着红旗，身后三千乡勇，雪地里喘白气。
三十年了。
从反清，到讨袁，到护国，到北伐，每一次以为快见着天光，转头又是新的屠刀。
他不是没动摇过。二次革命败了，在日本东京的雨夜里，他也想过干脆解甲归田，回关外种地。可每次听见牢里一声刑讯的闷哼，看见街头被绑的工人学生，他就想起父亲死前那句：
“中国不是哪一家的私产，是关山底下所有人的关山。”
四一二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南昌外围收拢伤兵。有黄埔出来的左派连长，连夜把队伍拉到武汉，跪在他面前说：“沈前辈，革命完了。”
他当时把那连长拽起来，甩了一耳光：
“革命完不了。他们杀的是穿中山装的人，杀不掉‘平均地权、扶助农工’那八个字。字在人心，人心不灭，革命就不死。”
今夜武汉，也一样。
——
第二天清晨，营门外来了一辆黑色轿车，挂警备司令部的牌子。
下来的不是马孝先，是个更麻烦的人物——武汉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陶炯，汪精卫那条线上的人，清党令在武汉还没公开撕，但他已经来探沈砚之的口风。
陶炯握着文明杖，打量沈砚之一圈，笑得文气：
“沈旅长，昨日侦缉处碰了钉子，回来参了你一本。我说句公道话——你山海关首义，护法讨袁，功在党国。可如今大势，宁汉迟早合流，蒋总司令要的是干净队伍。你护着那些赤化分子，将来怎么见历史？”
沈砚之递过去一碗热茶汤，没接话。
陶炯继续：“只要你点个头，把独立旅里跨党人员造册上交，南京那边我替你周旋，军长、绥靖公署主任，都由你挑。”
沈砚之把茶碗放下。
“陶先生，我问问你——四一二那天，上海宝山路死了多少人？”
陶炯一滞。
“听说上百。”沈砚之声音很平，“都是工人，手里拿的是梭镖和传单。蒋介石的兵，用机枪点名。你管那叫‘清党’，我管那叫屠城。”
“沈砚之！你——”
“你回南京去说。”沈砚之站起身，居高临下，“沈某从山海关起兵那天，誓的是‘光复北方、不欺苍生’。我没学过怎么把昨天的同志，卖给明天的官帽。你要拿我，现在就绑。要谈，只有一条：独立旅的人，我一个不交。”
陶炯脸青一阵白一阵，最终没敢绑。沈砚之手里捏着武昌城防一半的夜间巡逻调度，真撕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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