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棉花最后拿去纺了多少支的纱，他从来不知道，也不关心。眼前这个年轻后生说的是纺织术语，他在用下游生产者的眼光评价上游原料的品质。这意味着他是真正的用棉人，不是倒手的贩子。
“你懂纺织？”姜有田问。
“我在南边学过几年。现在自己开作坊，四台织布机，一个月出两百匹布。”
姜有田点了点头，眼神里的那层戒备松动了一点。他不怕买主挑剔，就怕买主不懂。挑剔说明买主知道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跟这样的人做生意，价格谈得拢，品质有保障。不懂的买主才麻烦——不是嫌贵就是嫌孬，又给不了具体标准，最后生意做不成还落一肚子气。
“小陆兄弟，你从哪儿来？”姜有田换了个称呼，语气比刚才亲近了几分。
“红石县，柳沟村。坐了两天车。”
“两天车来我们这收棉？”姜有田有些惊讶，“你们那边没有棉花？”
“有。但中间商太多，价格贵，还不稳定。”陆建设直视着姜有田的眼睛，坦坦荡荡地说，“所以我想绕开中间商，直接从种棉花的人手里进货。价格可以比棉贩子的收购价高一点，让你们多挣一些；但同时比我从物资站进的价格低一点，让我也省一些。两边都划算。”
姜有田把这话在心里嚼了嚼。道理是这个道理，但不只是道理的问题。他们这个村子离最近的棉贩子集散点只有十里路，这么多年了，棉农们习惯了收完棉花直接卖给贩子，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银货两讫。这样方便，不操心，虽然价格被压得低一些，但省了很多麻烦。现在一个外路人说要来收棉花，价格高一点是可以，但稳定吗？能长期收吗？会不会收了今年明年就不来了？
“你说的这个长期，是多长？”姜有田问。
“五年。”
姜有田愣住了。五年？棉贩子从来不会跟棉农签五年的合同，他们连五个月的合同都不会签。棉花市场一年一个行情，价格起起伏伏像坐过山车，谁敢承诺五年的收购价？
陆建设从怀里掏出自己手写的那份“棉花采购意向书”，又从口袋里摸出一支圆珠笔，在上面补了一行字：“本合同有效期五年，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期限内收购价格不低于当地棉贩子收购价，运费由收购方承担。”他写完把纸递给姜有田。
姜有田接过纸，眯着眼看了半天。他识字不多——上过两年小学，能认个百来字——但大致意思能看懂。最让他意外的是那句“价格不低于当地棉贩子收购价”。这句话的意思是，不管市场怎么变，陆建设给出的价格永远比棉贩子高。如果棉贩子压价压到三角，陆建设至少出三角一分；如果棉贩子涨到五角，陆建设也至少出五角一分。这个承诺对棉农来说是保底的定心丸。
“你这个合同——”姜有田把纸翻过来看了看背面，背面是空白的，只有一个铅笔写的小数字，大约是陆建设算账时打的草稿，“是哪个单位出的？有公章吗？”
“没有单位。是我自己写的。”陆建设坦然承认，“公章我也带了，是我自己刻的。”
姜有田沉默了好一会儿。他自己刻的章，自己写的合同——这在正规的商业规则里几乎等同于儿戏。但姜有田不是一个只认公章的人。他跟各种贩子打了二十年交道，公章造假的事他见得多了。有些贩子拿着印得漂漂亮亮的合同来，公章红得晃眼，结果棉花拉走了款子拖着不给，你找上门去人家说合同是假的，公章是萝卜刻的。反而眼前这个年轻人，坦坦荡荡地承认合同是自己写的、章是自己刻的，这份坦诚比任何一个红彤彤的假公章都让姜有田觉得靠谱。
“这件事我一个人定不了，”姜有田把合同折好还给陆建设，“你得跟村里主事的人谈。”
当天傍晚，姜有田领着陆建设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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