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村支书家。路上穿过村子的时候，姜有田走在前面，陆建设跟在后面，村里的狗冲着生人狂吠，几条半大的土狗追在他脚后跟后面叫，姜有田回头喝了一声，狗就散了。他推开了村支书家的院门，院门是用几块旧木板钉的，歪歪扭扭的，推开的时候咯吱咯吱响。村支书姓刘，叫刘长河，五十来岁，精瘦精瘦的，头发剃得很短，鬓角冒出了白茬，脸上的皱纹像是被刀刻上去的，又深又直。他坐在院子里剥玉米，面前的竹筐里已经剥了半筐，玉米芯子堆在一旁，准备晒干了冬天烧炕。他看见姜有田领着一个生面孔进来，手上的动作没停，只是抬了抬下巴示意他们坐。
姜有田把陆建设的来意说了——西边山里来的，办纺织作坊的，要长期收棉花，一个月三千斤起步。刘长河边听边剥玉米，手指头一掐一转，玉米粒哗啦啦地落在竹筐里。姜有田说完最后一句的时候，他恰好剥完一根玉米棒，把光秃秃的玉米芯扔进柴火堆里，在裤子上擦了擦手。他打量着陆建设，那双眼睛不大，但看人的时候很锐利，像是在拿尺子量你的骨头有几两几钱。
“小伙子，”刘长河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吐得很清楚，“你一个人从几百里外跑过来，说要在我们村收五年棉花，你的本钱在哪里？你的厂子有多大？你的销路在哪里？”
三个问题，一个比一个硬。陆建设没有急着回答。他把蛇皮袋打开，从里面一件一件地往外掏东西。第一件是镇上供销社王德胜签的最近一批采购合同，盖了红章，上面列着陆记的供货品种、数量、单价；第二件是赵春山写来的最新一批订单，一百匹，白纸黑字；第三件是他自己记的一本账本的复印件——那是他从李会计的账本里摘出来的，上面记录着陆记最近三个月的收支流水：月产量二百匹，月流水四百块，净利润稳定在百分之十八到二十之间。
他把这三件东西摊在刘长河面前。
“刘支书，我的厂子不大，四台半自动织布机，十二户家庭作坊，一个月产两百匹白坯布。我的销路分三块——供销社、县百货商店、贸易公司，三家稳定合作，订单排到了明年春天。我的本钱不多，但每一分钱都是自己挣的，没有一分是借公家的。我这次来，带了采购款一百二十块，够先付一个月的棉花钱。”
刘长河拿起那份供销社的合同看了又看。他当过多年支书，见过的文件比村里任何人都多，真章假章他一眼就能分辨。供销社的红章是真的，格式也是标准的——他每个月去供销社交公粮的底单上盖的就是这个章。他又拿起赵春山的订单，那张订单上没有公章，但下面有一个电话号码。刘长河指着那个号码问陆建设：“这是谁？”
“春山贸易公司的赵经理。他在周边三个县帮我铺了十几家销售点。您要是不信，可以打电话问他。”
刘长河没有打电话——村支书家的电话是手摇的，要通过公社总机转接，打个长途得等半天。他把订单放下，又把那本账本复印件翻了翻。他不完全看得懂那些数字，但他看得懂一件事：陆建设的账目很仔细，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有日期、有摘要、有金额，条目清清楚楚，不像是一个想捞一票就走的人能做出的事。
“小陆，”刘长河把账本合上，看着陆建设的眼睛，“你从西边山里跑到这儿来收棉花，来回路上要好几天，运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你算过没有，这样直接找棉农收，比你从物资站买，一匹布的成本能降多少？”
“大概两成。一匹布省四毛钱。”
“四毛钱值得你跑这么远？”
“一个月两百匹，一年两千多匹，省下来的钱够我再添两台机器。”陆建设说，“而且省下来的不只是钱。”
“还有呢？”
“还有不用看人脸色的自由。”
刘长河安静了片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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