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是破产了我们找谁去”——陆建设一个一个回答，不是打官腔，而是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质量问题按标准验货，达不到标准的按次品价收；大灾年棉花减产，按实际产量调整合同数量，不追究违约责任；如果他真的破产了，合同自动终止，棉农自行卖给其他人，不会有任何损失。

    他回答问题的态度让在场的棉农印象很深——不打官腔、不画大饼、不避重就轻。有不懂的问题他直接说“这个问题我现在答不上来，但我回去查清楚之后写信告诉你们”，而不是胡编一个答案敷衍过去。这种坦诚在棉农们看来比任何花言巧语都有说服力。

    会开了将近两个时辰，教室里烟雾缭绕，搪瓷缸里的茶续了三遍，最后刘长河站起来做了个总结，让大家投票表决。表决的方式很简单，同意的举手。二十多个代表齐刷刷地举起了手，有的是立刻举的，有的是犹豫了一下才举的——犹豫的人不是不信任陆建设，而是在心里算了算自己家的棉花产量和未来五年的生计，算完了才举手。他们知道这一举手不只是签一个买卖合同，而是把自己未来五年的棉花收成都托付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外路年轻人。这个决定需要的勇气比陆建设想象的要多得多。

    全票通过。陆建设站在讲台前，看着满屋子举起的手，他的手心全是汗。不是紧张的汗，是如释重负的汗——他做到了。五百里路，两天两夜的汽车，三天走村串户的奔波，五毛钱一晚的隔板房，无数根自己卷的纸烟，终于换来了一份五年的棉花直采合同。

    会议结束后，陆建设跟刘长河单独坐了一会儿。教室里的人都走光了，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刘长河把搪瓷缸里的茶根倒进墙角的一个搪瓷盆里，那盆里已经积了半盆发黄的茶水，是刚才续杯时倒掉的陈茶。他说：“小陆，我给你讲实话。大家伙同意跟你签合同，不光是因为你的价格好、条款公道。还因为你这个人让他们觉得踏实。你说话不绕弯子，答不上来的问题就说答不上来，不糊弄人。这年头，不糊弄人的人太少了。”

    陆建设点了点头，没有谦虚推辞，而是认真地接住了这份评价：“刘支书，我不糊弄人，是因为我被人糊弄过。我知道被人糊弄是什么滋味。所以我答应别人的事，一定做到；做不到的事，我不答应。”

    刘长河拍了拍他的肩膀，那个手势跟很多年前郑传福拍他的时候一模一样——不重，但很结实，像是一块砖头砌进了墙里。

    接下来的七天，陆建设跟着刘长河跑了四个村子，走访了三十多户棉农，签下了四百亩棉田的供货意向。每到一个村，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地去看棉花——看棉株的长势、看棉桃的炸开程度、看棉絮的颜色和纤维长度。他要确定这片地的棉花能不能满足陆记纱线的品质要求。看好棉花再谈价格，谈好价格再讲运输方式、结算周期、质量标准和违约责任。四百亩棉田的产量大概够陆记用一整年，他再也不用看马采购的脸色了。他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但同时有另一块石头升了上来——家里那四台机器、十二户合作家庭、排得满满的订单，不知道建梅一个人能不能撑住。

    返程的路上，他在长途汽车上靠着车窗睡了过去。车在土路上颠簸得厉害，他的头一次次磕在玻璃窗上，咚咚咚地响，但他没有醒，整个人像一捆被放倒的麦子，沉甸甸地靠在角落里。旁边座位换了好几拨人，有人下车有人上车，他都不知道。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回到了柳沟村，远远看见自家车间门口堆满了棉花包，雪白的棉花码得像一座小山。建梅站在车间门口跟他招手，嘴里喊着什么，但机器太响了，他听不见。他拼命往前走，但腿像陷在泥里一样，怎么也走不快。然后他醒了。

    醒来的时候车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夕阳把整个平原染成了一片金红色。棉田、麦茬地、远处的村庄，全部笼罩在同一片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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