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这句话的分量。他当了二十多年村支书，跟各种各样的上级、下级、平级打过交道，深深知道“看人脸色”这四个字的分量。有时候被人卡着脖子的感觉比被人砍一刀还难受，刀砍一下疼过就完了，脖子被人掐着，是持续不断的疼、持续不断的憋屈。这个年轻人宁愿跑几百里路去重新搭建一条供应链，也不愿意继续被人掐着脖子过日子，这份血性让刘长河暗暗点了一下头。

    但欣赏归欣赏，他要替全村的棉农考虑。陆建设承诺的价格确实比棉贩子高，但他是外路人，万一收了棉花走了，明年不来了，棉农怎么办？棉贩子虽然给的价格低一些，但年年都来，渠道是稳定的。棉农们种棉花不像种粮食——粮食卖不出去自己还能吃，棉花不能吃，卖不出去就是一堆废絮。稳定比价格更重要。

    “你说的五年合同，”刘长河把合同拿起来重新看了一遍，“白纸黑字，按了手印。我可以帮你召开一个棉农代表会，你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说你的方案。大家表决，愿意跟你签的就签，不愿意的不勉强。”

    “行。”陆建设说。

    棉农代表会是第三天晚上开的。地点在村里的小学教室——一间土坯房，墙上刷着白灰，后墙上挂着一块黑板，黑板上还留着白天老师写的算术题：123+456=？陆建设坐在讲台下面第一排的位置，面前是一张课桌，桌面上被人用小刀刻了一个“早”字，笔画歪歪扭扭的，不知道是哪个学生刻的。教室里的条凳上坐了二十多个棉农代表，有的抽烟，有的嗑瓜子，有的交头接耳，嗡嗡嗡的说话声混在旱烟的烟雾里，把整间教室弄得像一口烧开的大锅。刘长河坐在讲台旁边的一张椅子上，翘着二郎腿，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不急不缓地喝着茶。

    等人都到齐了，刘长河站起来压了压手，示意安静。教室里渐渐静下来，他把陆建设的来意简单介绍了一遍，然后把陆建设叫到讲台前，让他自己说。

    陆建设走上讲台，看着下面二十多双审视的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他不是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人——以前在深圳工地上修好那台德国搅拌机的时候围观的人更多。但那次他是凭技术说话，这次他要凭方案说话。技术是硬的，方案是软的，软的东西比硬的东西更难让人信服。

    他先从自己说起。他说他是陆守根的儿子，他爹用三袋红薯干换了一架破纺车，他爹走的时候什么都没留下，只留了一块刻着“陆记”的木板。他说他十五岁去南方学本事，在工地上搬过砖、在车间里学过艺、摸黑翻窗偷师、雨夜跪在泥水里接过电。他说他现在有四台机器、十二户合作家庭、一个月产两百匹布，但所有这一切的源头是一个物资站的采购员对他说的一句“我没这个权限”。

    “乡亲们，”他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声音不高但很稳，“我为什么要跑几百里路来你们这儿收棉花？因为我被人卡着脖子卡怕了。我不想再把陆记的命脉交到一个看不起我的人手里。你们也一样——你们被棉贩子压价压了多少年了？你们的棉花明明是好棉花，凭什么卖得比别的地方便宜？就因为他们知道你们只能卖给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教室里有人点头，有人抽烟的动作停顿了，有人把嗑了一半的瓜子壳搁在桌上，没有再磕下一颗。

    陆建设把合同的条款一条一条地念给大家听。第一条：价格不低于当地棉贩子收购价，棉贩子涨我也涨，棉贩子跌我不跌。第二条：合同有效期五年，五年之内我每年都来收，不来的话你们拿着合同去法院告我。第三条：运费我来出，你们只管把棉花交到村口的装车点。第四条：现款现结，棉花上车，钱就付清，不打白条。

    每念一条，他就停下来问一句“这条大家觉得行不行”。下面有人会提一些具体问题——比如“棉花质量不合格怎么办”、“遇上大灾年你收不收”

    -->>(第8/10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