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里。那天晚上。你走之后。“
“那你还要走吗？“
南庄沉默了很久。久到陆野以为他又要说“走到哪算哪“。
“不走了。“他说，“但我得换个地方住。这栋楼要拆了。下个月。“
“那你——“
“我自己能搞定。“南庄打断他，语气里有一种疲惫的坚决，“你不用帮我搬家，不用帮我找房子，不用隔三差五来看我。我不是在赶你。我是说，你也该有自己的日子了。“
陆野看着他。看着这个瘦得像纸片一样的男人，看着他凹陷的眼窝和颤抖的指尖，看着他合上樟木箱盖时那种小心翼翼的动作。他忽然意识到，南庄不是在推开他。南庄是在放手。不是放弃，是放手。放他自己走，也放陆野走。
这是一种比告别更残忍的东西。因为告别至少还承认彼此之间有联系。而放手是把那条线亲手剪断，然后告诉对方，你自由了。
“好。“陆野说。
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不像话。只有一个字，但那个字从喉咙里出来的时候，他觉得有什么东西跟着一起出来了。不是眼泪，是一种更钝的东西，像一块在体内长了二十七年的结石，终于被吐了出来。
他转身往门口走。
“陆野。“南庄叫住他。
他停下，没回头。
“那瓶高粱酒。“南庄说，“在观测站储物柜最上层。我走的时候没带走，是因为我戒了。但如果你要喝，就去拿。别一个人喝闷酒。伤胃。“
陆野的喉结滚了一下。
“嗯。“
他走了出去。楼道里的声控灯应声而亮，惨白的灯光打在剥落的墙皮上。他一步一步走下楼梯，脚步声在空荡的楼道里回响。走到二楼拐角的时候，他停下来，靠在墙上，仰着头，盯着天花板上那圈发黄的水渍。
他想哭。但眼睛干得像沙漠。二十七年的东西堵在那里，不是眼泪能冲走的。
他站了五分钟，然后继续往下走。
走出筒子楼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窄巷里晒着的衣服被收回去了大半，只剩几件孤零零地挂在绳子上，在风里晃。他走到车旁，拉开车门，没有立刻上车。他站在车门外，手搭在车顶，低头看着地面。
地面上有一摊积水，是上午下雨留下的。水面倒映着灰蒙蒙的天空和他自己的脸，扭曲的，模糊的。他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发现自己认不出里面的人是谁。不是老了的问题。是那张脸上没有表情，没有特征，没有属于“陆野“这个人的任何鲜明印记。他一直是别人的背景板，别人的注脚，别人的守墓人。现在连墓都没了，他连背景板都做不成了。
他上车，发动引擎。车开出巷口的时候，他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那栋筒子楼。三楼最里面的窗户黑洞洞的，窗帘还是拉着，什么也看不见。
他收回视线，汇入车流。
接下来的日子，陆野没有去找南庄。南庄也没有联系他。像两条平行线，短暂地靠得近了一些，然后又回到了各自的距离。
他开始试着过“自己的日子“。买了菜谱学做饭，把阳台收拾出来种了几盆薄荷，傍晚去海边散步的时候不再刻意往礁石那边走。他甚至注册了一个老年大学的书法班，每周三上午去上课。老师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先生，教他们写颜体，说字要写得方正，人才能立得住。
他写得很难看。毛笔在他手里像一根不听话的棍子，墨汁要么洇成一团，要么干得拉不开笔。但他每次都去，坐在教室里，闻着墨香，听着老先生讲横平竖直的道理，觉得至少这一两个小时里，他不是谁的附属品。
三个月后，冬天来了。南方的冬天不冷，但湿。墙壁上渗出水珠，被子摸上去潮乎乎的。陆野的关节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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