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喝下去的每一口都还是温热的，那股暖意从胃里蔓延到胸腔，然后沿着血管流向四肢百骸。
他们坐在石头上，看着远处的海。海面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有几只海鸟在低空盘旋，时不时俯冲下去啄食海面上的什么东西。更远处，有一艘货轮正在缓缓驶过，船身是红色的，在铅灰色的海平线上格外显眼。杨晓东想起自己小时候问过父亲，那些大船是去哪里的。父亲说，去很远的地方。他又问，很远是多远。父亲想了想说，比你能想到的最远还要远。
“玉林姐。”
“嗯？”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能离开东埔，你想去哪里？”
邱玉林想了一会儿。“去厦门。听说厦门有海，跟东埔这边的海不一样。那边的海是蓝的，不是灰的。那边的海边有沙滩，不是滩涂。还有一个岛叫鼓浪屿，上面有很多老房子，还有钢琴。听说那个岛上连车都没有，大家都走路，像另外一个世界。”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杨晓东问。
“我看过一本杂志，上面有厦门的照片，”邱玉林说，眼睛里闪着光，“杂志是店里的一个客人落下的，我偷偷收起来了。看了好多遍，封面都翻烂了。上面有一张鼓浪屿的照片，傍晚拍的，夕阳照在红砖墙上，旁边是蓝色的大海。我觉得那大概是我见过最好看的东西了。”
杨晓东听着她的描述，心里涌起一股冲动。他想说“我带你去”，但他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他一个十三岁的初中生，连去镇上都要坐二十分钟的公交车，他有什么能力带一个人去厦门？他说不出口。
但邱玉林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那句话。
“你不用承诺什么，”她说，声音轻得像海风里的呢喃，“光是跟你说说，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杨晓东低下头。他知道邱玉林在安慰他，在告诉他不用为做不到的事情感到愧疚。但这种安慰本身让他更难受——因为她已经习惯了不期待。习惯了把愿望藏在心底，习惯了只在嘴上说说，习惯了不去幻想那些不属于她的东西。
“我会去的，”杨晓东说，“总有一天。”
“嗯。”
“然后我告诉你鼓浪屿是什么样的。”
“好。”邱玉林笑了。那个笑容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明亮，像海面上忽然跃出的一缕波光。
他们坐了一个下午，聊了很多——聊海，聊书，聊镇上的四果汤，聊邱玉林小时候跟父亲出海钓鱼的事。她说她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跟父亲出海，那时候船很小，只能坐两个人，父亲在船尾掌舵，她坐在船头看海。海风把她的头发吹得乱糟糟的，父亲在后面喊“阿琳，抓紧了别掉下去”。她回过头对父亲笑，父亲也对她笑。
“后来呢？”杨晓东问。
“后来，”邱玉林的笑容淡了一些，“后来我妈走了，家里的店要人看，船也卖了。我爸再也没出过海。”
杨晓东没有追问。他学会了怎么跟邱玉林相处——该追问的时候追问，该停下来的时候停下来。有些话不需要说完，有些伤口不需要揭开。他能感觉到邱玉林说“我妈走了”这四个字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异样的空白，那不只是母亲离开的空白，而是整个童年戛然而止的空白。
太阳开始偏西的时候，邱玉林站起来说该回去了。
“明天见。”杨晓东说。
“明天见。”
邱玉林沿着海堤往西走了。杨晓东目送她的背影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在巷子里才转身往东走。他摸了摸棉袄暗兜里那个小塑料袋——贝壳碎片和完好的贝壳碰在一起，发出轻微的沙沙声。那声音他听过千万遍了，每一次听，都像是海潮在呼唤。
那段时间是杨晓东记忆中最平静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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