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辍学多年的女孩，第一次真的开始相信，她的人生可能还有另一条路。
“那我试试，”她说，“不管能不能考上那个同等学力认定，不管我爸同不同意——我先试试。”
“我帮你。”
“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
“还不够。”
邱玉林把那只被杨晓东握住的手翻过来，把掌心贴在他的掌心上。两只手——一只满是老茧，一只还没长出茧；一只被铁器和岁月磨得粗糙，一只只在台球室里干了一个星期的活还没磨出痕迹——紧紧地扣在一起，在四月春天的阳光下，在退潮的滩涂边，在那块被台风移动过的大石头上。
海风带着腥甜的味道吹过来，把他们的头发吹乱了。海浪有节奏地拍打着远处的堤坝，发出千万年来从未改变过的声响。更远处的海面上，一艘白色的客轮正在缓缓驶过，向着南方的方向航行。杨晓东不知道那艘船是不是去厦门的，但他希望是。
他们的手牵了很久。直到太阳西斜，邱玉林才轻轻抽回手，站了起来。
“我要回去了。我爸今晚要我帮他盘点库存，月初进的货还没理清楚。你晚上还要去台球室吗？”
“嗯。”杨晓东也站起来，把信封重新放回邱玉林的手上，“这个你拿着。”
“你先帮我存着，”邱玉林说，“放你那里更安全。我怕我拿回家被尚杰发现。”
杨晓东点了点头，把信封放回外套内侧口袋里，和那包贝壳碎片放在一起。信封和塑料袋碰在一起，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两百块钱，一枚完整的贝壳，十几片碎片——这些东西构成了他左胸口袋里的全部重量。
“那明天见。”邱玉林说。
“明天见。”
邱玉林转身往西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她的眼睛里还残留着刚才的泪光，但她的嘴角是上扬的。那个笑容在春天的夕阳下格外好看。
“杨晓东，如果我真的去了厦门——”
“你一定会去的。”
“我是说如果，”邱玉林说，“如果我真的去了，我会给你寄明信片。上面印着鼓浪屿的照片那种。”
“好。”
“你也要好好学习。你要考高中。”
“好。”
“你不要只跟我说‘好’。”
“好——”杨晓东说到一半，看到邱玉林的表情，改了口，“我会好好学习的。我答应你。”
邱玉林满意地点了点头，转身走进了暮色中。
杨晓东目送她离开，然后沿着海堤往东走。走到一半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一件事——邱尚杰最近在学校里碰见他的时候，虽然眼神还是冷冷的，但那个轻微的点头的动作里，似乎包含着某种微妙的变化。是接受？还是只是暂时的容忍？还是因为他快要中考了，没有精力去管这些事？
杨晓东不知道答案。但他知道，在十二月八日那片空地上，邱尚杰听到了姐姐说的话——“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是个人。”那句话大概不止打动了杨晓东一个人。邱尚杰可能永远不会真正接受杨晓东，但他对姐姐的感情是真的——那种在母亲离开后被姐姐一手带大的感情，那些被姐姐用退学换来的学费供着的岁月，是不会被一个“穷小子”就轻易抵消的。
杨晓东走在海堤上，把双手插在口袋里，左手摸着贝壳碎片，右手摸着装着钱的信封。他想，如果邱尚杰真的能对姐姐好一点，真的能不再把她当成自己的附属品，真的能考上泉州的高中然后离开东埔——那他被人堵在食堂后面打一顿、被人推搡、被人扣上“纠缠辍学女青年”的帽子，都不算什么。
因为这一切，最终为的都是让邱玉林不再说“我没有前途”。
四月过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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