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东的生活变成了一种规律的循环：早上六点半起床，去学校上课；下午四点半放学，先去滩涂见邱玉林——如果她那天能出来的话——两个人坐在石头上聊一会儿天，有时候讲课文，有时候讲《平凡的世界》后面的情节，有时候只是坐在那里看海；六点之前邱玉林回五金店，杨晓东回家吃晚饭；七点到九点去台球室打工；九点后回家做作业；十一点关灯睡觉。
王海涛问他累不累，杨晓东说还行。他从小看着父亲在码头扛水泥长大，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累。
台球室打工赚的钱，他每个星期都存起来。第一周两百一，第二周一百八——有一个晚上台球室没什么客人，林老板提前让他下班了，只给了十块钱。他把每一笔钱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字写得工工整整：4月15日 30元，4月16日 30元，4月17日 30元……每一行都像是一个小小的台阶，通向一个叫“学费”的目标。
四月底，他在走廊里碰到邱尚杰的时候，邱尚杰还是点头。但这一次，杨晓东注意到邱尚杰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的时间比之前多了一秒。不是敌意，而是某种重新审视——像是在确认什么事情。
杨晓东不知道邱尚杰在想什么。也许是他听到村里有人说杨晓东在台球室打工的事，也许是他看到了姐姐那张厦门职校的招生简章，也许只是他在中考的压力下对很多事情看淡了。也许他知道，再过两个月中考结束，他就可能去泉州了——那时候姐姐的事，他鞭长莫及。与其继续对抗，不如慢慢接受。
五月在不知不觉中到来。
五月一日，劳动节，学校放假一天。杨晓东一大早就去了码头帮父亲干活。码头上比平时更忙——渔民们趁着假期出海，要赶在休渔期之前多捕几趟；货船也赶在节前卸货，码头上堆满了箱子和麻袋。杨晓东帮着分拣货物，从早上七点干到下午四点，赚了八十块钱。他把钱和台球室的工资放在一起，枕头下面的信封越来越厚。
那天晚上他回到家，妹妹告诉他有一个女生打电话来找他。杨晓东的心跳快了半拍。“她说什么了？”
“她说让你明天下午两点在那边等她。她有重要的话跟你说。”杨晓雨学着那个女生的语气，装出一副大人的样子，“哥，她是谁啊？”
“同学。”
“又是同学。”杨晓雨歪着头看着他，十一岁的小女孩眼神里有某种超越年龄的狡黠，“上次送芋头糕的也是‘同学’。哥，你是不是在搞对象？”
“你闭嘴。”
“妈——”杨晓雨冲着厨房喊，“哥在搞对象！”
母亲从厨房里探出头来，手上还拎着一把湿漉漉的菜刀。“什么对象？晓东，你不是说都是同学吗？”
“就是同学。”杨晓东感觉自己的耳朵又开始发烫了。他低着头往房间里走，听到妹妹在身后咯咯地笑，笑声尖细又得意，像一只偷到了鱼的海鸟。
“同学不会让你耳朵红成那样。”母亲说了一句，然后继续回厨房切菜了。菜刀落在砧板上发出有节奏的咚咚声。
杨晓东走进自己的房间，把门关上，靠在门板上深吸了一口气。他摸了摸自己的耳朵——烫得能煎鸡蛋。他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然后把今天赚的八十块钱放进枕头下面的信封里。
第二天是五月二日，星期一，还在放假。下午两点，杨晓东准时出现在滩涂上。
邱玉林已经在那里了。她今天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袖衬衫，外面套了一件薄薄的浅灰色开衫，头发编成了辫子垂在胸前，而不是平时那种随便扎起来的马尾。整个人看起来和平时不太一样——更正式，更认真，更像一个要去办大事的人。杨晓东远远看到她站在石头旁边没有坐下，就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你来了。”邱玉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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