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杨晓东，语气里有一种不寻常的郑重。她的手指在胸口绞在一起，指节微微发白，像是酝酿了很久的话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
“怎么了？你昨天打电话说有什么重要的事？”杨晓东问。
邱玉林深吸了一口气，像是做了很久的心理准备。海风把她的辫子吹得轻轻晃动，她抬手把碎发拢到耳后。
“昨天吃晚饭的时候，我爸在饭桌上说了一些话。他说尚杰最近模拟考的成绩出来了，能上泉州的学校，可能性很大。”
“那是好事啊。”杨晓东说。
“是好，”邱玉林说，“然后尚杰说了一句话。他说——‘姐，等我考上了，你就自由了。’”
杨晓东沉默了。他知道邱尚杰说的“自由”是什么意思——如果邱尚杰去泉州读高中，住在学校里，周末才回来一趟，那邱玉林的行动自由就会大得多。邱尚杰不会再像老鹰盯着猎物一样盯着她的一举一动，不会再查她的行踪、翻她的东西、在饭桌上质问她和谁见了面。她可以光明正大地去滩涂，不用再趁父亲午睡的时候偷偷溜出来。
但他也知道，邱尚杰这句话里有另一个意思——“等我考上了”——这个前提意味着，在此之前，一切维持原状。邱玉林的牺牲还在继续，她的时间、精力和劳动，仍然全部属于那家五金店和那个即将参加中考的弟弟。
“然后呢？”杨晓东问。
“然后——然后我爸沉默了很久。然后他看着我说，‘阿琳，尚杰要是去了泉州，店里就靠你了。你弟弟的事你不懂，你要再辛苦几年。’”
杨晓东的胃沉了一下。再辛苦几年——这句话的意思是，邱玉林不仅要继续在五金店里做无偿的劳动，而且连弟弟走后留下的空缺也需要她一个人填补。邱尚杰虽然脾气坏、控制欲强，但他在店里的时候至少能分担搬货之类的体力活。如果他走了，所有的重担都压在邱玉林一个人身上。
“你怎么说？”杨晓东问。
“我说——”邱玉林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杨晓东从未见过的光芒，那是一种被压抑了太久终于找到出口的光芒，“我说，‘爸，我想去读书。’”
杨晓东的心跳停了一拍。她说了。她真的说出口了。在饭桌上，面对父亲和弟弟，她说出了那句话。
“然后呢？”
“然后我爸愣住了。尚杰也愣住了。饭桌上安静得能听到墙上的钟在滴答滴答地走。”邱玉林的声音在发抖，但她没有停下来，“我爸问我，‘读什么书？你都多大年纪了？’我说厦门有一个职业技术学校，学烹饪，两年制，毕业后可以推荐工作。我爸说，‘你疯了？店里怎么办？你弟弟要上学不要钱吗？你哪来的闲工夫去读书？’”
杨晓东的拳头攥紧了。棉袄口袋里的贝壳碎片隔着布料硌在他的大腿上。“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邱玉林的声音里带着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坚定，“我说，‘爸，我从初二开始就在店里帮忙。到现在快六年了。我没有要过一分钱工资，没有抱怨过一句。尚杰读书的钱有一部分是我赚的。我不能一辈子都在店里卖螺丝。我也想有自己的生活。’”
“然后呢？”杨晓东追问。
“然后我爸把筷子拍在桌子上。他说，‘你这是什么话？什么叫你的生活？这个家就是你的生活！你弟弟就是我们全家的希望！他不读书你让他干什么？跟你一样在店里卖螺丝？’”
邱玉林说到这里，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但她倔强地没有让它们流下来。她用手背快速地擦了一下眼角，继续说道：
“然后尚杰做了一件我想不到的事。”
“什么事？”
“他把筷子放下，说——‘爸，姐说得对。’”
杨晓东愣住了。邱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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