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了人家招生办的老师好些问题。学费、住宿、实习、毕业推荐工作，问得比我还仔细。”

    杨晓东听着她的描述，想象着邱玉林的父亲——那个在五金店柜台后面坐了二十年的男人，戴着老花镜，用手指指着简章上的电话号码，一个一个数字地拨。他大概从来没有打过这么正式的电话，大概在等待接通的那几秒里手指在发抖。但他打了。为了女儿。

    “他问了多久？”

    “快半小时。我在旁边听着都觉得不好意思了。人家招生办的老师大概被他问烦了，最后说‘家长你放心，我们学校是正规公办职业学校，不收任何额外的费用’。然后我爸挂了电话，转头对我说——‘这个学校可以。’就五个字。但他说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杨晓东喝了一口豆浆。很甜。比平时更甜——邱玉林大概把一整袋白糖都倒进去了。他知道这不是因为豆浆本身有多好喝，而是因为邱玉林此刻的心情甜得快要溢出来了。

    “还有一件事，”邱玉林放下杯子，双手捧着，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我爸说——他说他之前对我说的那些话，让我不要放在心上。他说他那时候是被气昏了头，说了很多不该说的。他说他知道我这几年不容易，只是他不会表达。他说——他说我妈走后，他不知道怎么跟女儿相处。”

    杨晓东没有回答。他在心里默默地把邱玉林父亲的形象拼凑起来——那个在酒桌上放话说要让杨家在东埔抬不起头的男人，那个拍着桌子骂女儿“白眼狼”的男人，那个在饭桌上把筷子摔在桌上的男人。但同时，也是那个在妻子离开后把两个孩子拉扯大的男人，那个在女儿辍学后沉默地给她安排工作的男人，那个戴着老花镜给招生办打电话的男人。他不是一个坏人，只是一个被生活压弯了腰、不知道如何表达爱的父亲。

    “那他对我呢？”杨晓东问。

    邱玉林的笑容淡了一些。“他——他还没提你。但我觉得，他不提不是因为反对，而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开口。以前他在气头上说的那些话，现在大概自己也觉得后悔。你不知道，他这几天对尚杰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他说——‘那个姓杨的小子，人怎么样？’”

    “尚杰怎么说？”

    “尚杰说——”邱玉林学着弟弟的语气，“‘还行。不讨厌。’”

    杨晓东忍不住笑了一下。邱尚杰的“还行”，大概是他能给出的最高评价了。比任何长篇大论的赞美都真实。

    “那你怎么说？”他问。

    “我说——”邱玉林抬起头看着杨晓东，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光芒，“我说，‘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

    杨晓东的耳朵又红了。那种热度从耳朵尖开始蔓延，沿着脸颊往下，一直到脖子根。他把脸转向海面，假装在看海。远处的海面上有一艘客轮正在缓缓驶过，船身是白色的，甲板上隐约能看到几个乘客的身影。他想起邱玉林说过——她以后会给他寄明信片，上面印着鼓浪屿的照片。那艘船会不会就是去厦门的？

    “你又要说太阳晒的了？”邱玉林笑着问。

    “今天太阳确实很晒。”

    “骗子。”邱玉林伸出手，用指尖碰了一下杨晓东的耳朵。她的指尖冰凉——刚才握着冰豆浆杯的缘故——贴在他滚烫的耳朵上，让杨晓东打了个寒颤。

    “你耳朵红了的样子，比你说什么话都诚实。”她说。

    杨晓东转过头，两个人的目光碰在一起。邱玉林的眼睛里有笑，有水光，有七月的太阳和海风，有一个女孩在被压抑了六年之后终于喷薄而出的生命力。那双眼睛不再像滩涂上被阳光照到的水洼——现在是整片海。

    杨晓东忽然觉得，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画面。邱玉林坐在石头上，海风把她的头发吹得像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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