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断弦

    九月，新学期开始了。杨晓东升上初二，教室从二楼搬到了三楼，靠窗的位置能看到更远的海。黑板上方挂着的“勤奋求实”标语换成了新的，旧的那幅边角卷了边，被撕下来的时候在墙上留了一块浅色的印子。陈美华还是班主任，开学第一天点名的时候念到“杨晓东”，他喊了一声“到”，声音比初一的时候响亮了一些。

    王海涛还是他同桌。开学第一天，他就凑过来问：“邱玉林走了？”杨晓东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王海涛也没有追问，只是从书包里掏出一包新口味的辣条放在两人课桌中间，说了句“尝尝，新出的，比老款的辣”。他已经学会了什么时候该问，什么时候该安静——这个从初一开学第一天就给杨晓东夹红烧肉的男生，在一年里也长大了不少。

    日子恢复了规律。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沿着海堤走二十分钟到学校，上课，吃午饭，上课，放学，回家，做作业，偶尔去台球室打工。滩涂上的那块大石头还在，杨晓东有时候放学后会绕过去坐一会儿，但不再像以前那样每天去了。不是因为不想去，而是因为他知道，那个拎着红色塑料桶的身影不会再出现在海堤西边的巷子口。石头缝里的纸条还在，被塑料袋保护着，字迹已经褪色得几乎看不清了，但他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石头上邱玉林刻的那行字——“好事也会轮到我”——被海风侵蚀得比纸条上的字迹更淡，但每一个笔画都还摸得出来。

    邱玉林在厦门安顿下来后，很快给他发了第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很简单：“宿舍四个人，都是福建的。有一个是漳州的，说话口音跟我们差不多。食堂的菜比家里的咸，但分量很足。实训厨房的灶台火力特别大，我第一次点火的时候差点把眉毛烧了。我爸送完我就坐下午的大巴走了，走的时候眼眶红红的，假装是沙子进了眼睛。”杨晓东看到最后一句，忍不住笑了一下。邱家的人，从邱玉林到她弟弟再到她爸，全都用“沙子进了眼睛”这个借口。

    之后每隔几天，邱玉林都会发短信过来。有时候说实训课上的事——她学会了一道荔枝肉，老师夸她刀工好，“你在五金店里切了那么多年铁丝，切菜的手劲刚刚好，一学就会”；有时候说她周末去逛了鼓浪屿，“岛上的钢琴博物馆里有上百架老钢琴，有一架是十九世纪的，琴键是象牙做的。我在那里站了快半小时，被人以为是工作人员”；有时候只是问杨晓东在学校里怎么样，问他妹妹的暑假作业补完了没有，问他有没有又去台球室打工到太晚。

    杨晓东每条都回，字不多，但每条都让邱玉林知道他在看。他还把自己攒的那三千八百块汇给了邱玉林——分成两次汇的，第一次两千，第二次一千八。汇款单上的附言栏很窄，只够写几个字，他第一次写的是“生活费”，第二次只写了三个字：“别省着”。邱玉林收到后发了一条很长的短信，杨晓东反复看了好几遍，最后只回了一句：“你以前在四果汤店门口说的话——‘该听的时候听，不该听的时候别听。’这句话你也要听。”

    九月中旬的一个周末，杨晓东去镇上的邮局给邱玉林寄东西——一件他母亲织的毛衣和一包家里晒的鱿鱼干。母亲自从知道邱玉林的事之后，嘴上不说什么，但每到换季就会多织一件毛衣，用的是服装厂里剩下的尾料毛线，颜色凑不齐，袖子是深蓝的，身子是浅灰的，拼在一起像东埔海边的暮色。她把毛衣叠得整整齐齐放进袋子里，说了句“厦门冬天风大，比我们这边湿冷，穿厚点”，就转身去厨房切菜了。杨晓东在邮局排队的时候碰到了邱尚杰。他手里也拿着一个包裹——大概也是寄给邱玉林的。

    两个人站在邮局的队列里，隔着一个正在贴邮票的老太太。邱尚杰比中考前胖了一些，颧骨不那么突出了，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他穿着一件泉州三中的校服，胸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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