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上，杨晓东的父亲杨建国还是每天扛水泥。但今年码头的搬运队换了个新队长，工钱涨了一点，每个月多了两百块。父亲用多出来的钱给杨晓东买了一双新球鞋——不是名牌，但鞋底很厚，系带的时候不会松。他把新球鞋放在杨晓东床头，说了句“你那旧鞋底都磨平了，跑步容易摔”，就转身去院子里劈柴了。杨晓东试了试新鞋，大小刚好。他把旧鞋刷干净放在鞋盒里——那双被邱玉林用502和橡胶皮补过无数次的球鞋，鞋底磨得几乎透明了，但还能穿。他想留着。留着不是为别的，是为了记住那些年。

    一切都在变好。所有人的生活都在慢慢走上正轨。杨晓东有时候坐在滩涂那块大石头上，会想起两年前那个九月，他第一次在这片滩涂上见到邱玉林。那时候她蹲在泥里挖蛤蜊，抬起头冲他笑，阳光把她的眼睛照成了两汪水洼。他那时候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她会在他生命中占据这么重的位置，不知道她的弟弟会从敌人变成朋友，不知道她会从辍学看店的女孩变成厦门星级酒店的正式厨师。他也不知道，两年后的今天，他会坐在同一块石头上，口袋里还装着那包贝壳碎片。

    如果故事在这里结束，也许它会像东埔海边的无数个平凡故事一样——有波折，有磨难，但最终被海风吹散，被潮水带走，被新一天的太阳覆盖。但东埔太小了。小到任何秘密都装不下，小到任何改变都会被人用放大镜审视，小到那些被你以为已经平息的暗流，其实一直都在深处涌动。只是你站在岸上，看不到罢了。

    六月二十四日，台风“珍珠”在台湾海峡上空拐了一个弯，直扑闽南沿海。气象台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东埔村的渔民们紧张起来——这个级别的预警意味着台风中心可能会从东埔附近掠过。杨建国从码头上赶回家加固门窗，搬运队的工友们把码头上的货物转移到高地仓库里，用防雨布盖了一层又一层。杨晓东帮着父亲在院子里钉木板，在门缝里塞旧报纸，把院子里的花盆和杂物全部搬进屋里。母亲在厨房里烧了一大锅水，把家里所有能装水的容器都灌满了——她经历过台风断电停水的日子，知道那种滋味。

    台风在六月二十五日凌晨正式登陆。杨晓东一夜没睡。狂风像一头困兽在东埔村的上空咆哮，暴雨砸在瓦片上的声音密集得让人头皮发麻。断电了，家里点起了蜡烛。微弱的烛光在漏进屋里的大风中摇曳着，把一家四口的影子投在墙上，摇摇晃晃的，像坐在一条风暴中的小船上。父亲坐在门口守着，母亲抱着妹妹缩在墙角，杨晓东站在窗户旁边看着外面——海面上巨浪翻涌，白色的浪头一个接一个地砸在堤坝上，溅起的水花飞过了海堤。他活了十五年，没见过这么大的台风。

    他的手机在凌晨三点收到一条短信。是邱玉林发来的。

    “晓东，五金店进水了。我爸在搬货的时候摔了一跤，腿动不了。水一直在涨，货架倒了一半，门被风堵住了出不去。尚杰在泉州还没回来。我怕。”

    杨晓东看着这条短信，手指在键盘上停了一秒。然后他穿上雨衣。

    “你去哪？”父亲在门口喊。

    “邱玉林家进水了。她爸摔伤了。我去帮忙。”杨晓东把手机塞进防水袋里，别在腰上。然后他做了一件事——他从枕头下面拿出那包贝壳碎片，放进了雨衣内侧的口袋里。那个口袋是母亲缝的，和他棉袄上那个被邱尚杰一拳打穿的暗兜在同一个位置。只是这一次，口袋是用防水布做的。他拍了拍胸口的位置，感觉到碎片隔着雨衣和衬衫硌在肋骨上，然后系紧了雨衣的扣子。

    “现在出去太危险了！”母亲也站起来了，蜡烛在她手里晃了一下，蜡泪滴在她手指上。她甩了一下手，用更大的声音喊，“风这么大，树都刮倒了，你——”

    “爸。”杨晓东看着父亲。

    杨建国沉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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