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秒钟。他看着儿子——个头已经超过自己肩膀的儿子，手掌上已经有薄茧的儿子，在码头分拣货物从来不喊累的儿子。他忽然想起两年前那个夏天的夜晚，在院子里，儿子对他说“我知道可能会输，但不做一定会输”。那时候他以为儿子说的是一场没有结果的初恋。现在他知道了，那是一种更深的东西——一种他自己年轻时没能做到的事情。

    “戴上安全帽。”杨建国站起来，从工具箱里拿出码头上用的安全帽，扣在杨晓东头上，“院子里的竹梯靠在墙边，别走海堤——海堤现在肯定淹了。走村里面那条巷子，从榕树那边绕过去，地势高一点。手机开着，每十分钟给我发一条短信。十分钟不发，我就去找你。”

    “你去了妈和妹妹怎么办？”

    “我会先把她们送到邻居家。别废话，快去。”

    杨晓东点了点头，推开院门冲进了风雨里。

    外面是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世界。海堤方向的巨浪已经冲上了堤面，海水倒灌进村口低洼处的巷子，积水没过脚踝。雨不是在下——是在横着飞，像无数根针同时扎过来。路边的龙眼树被风连根拔起，横在巷子中间，杨晓东只能手脚并用地爬过去。有户人家的铁皮屋顶被掀掉了，在风中翻滚着飞过巷子上空，撞在另一家的墙上发出巨大的金属撞击声。他在村里生活了十五年，走过无数次这条路，但在台风夜的黑暗中，一切都变得陌生而危险。

    他摸黑走过了东埔村的主巷，从大榕树下绕过去——榕树的树枝被风扯断了好几根，垂在地上，像被打断的手臂。他从榕树的断枝间钻过去，继续往前走。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邱玉林说她怕。她从来不轻易说“怕”。她被她爸骂“白眼狼”的时候没有说怕，被弟弟打肿眼角的时候没有说怕，被村里人指指点点的时候没有说怕。她如果说怕，那就是真的怕。她此刻一个人在那家被水淹了一半的五金店里，身边是摔伤动不了的父亲，门外是横飞的暴雨和倒灌的潮水，手机屏幕大概是她唯一的光源。

    杨晓东花了将近四十分钟才走到镇上。平时走海堤只要十五分钟，但今晚他不得不绕开被淹的低洼路段、被刮倒的树木和碎了一地的玻璃碴。他爬过了一截被台风吹倒的围墙，裤腿被碎玻璃划了一道口子，膝盖磕在地上，雨衣磨穿了一个洞。他顾不上疼，站起来继续跑。

    鸿山镇的情况比东埔村更糟。街道上积水及膝，商铺的招牌被风吹掉了一半，有几家的卷帘门被风压得凹了进去。杨晓东趟着水往前走，经过四果汤店——铁栅栏门半开着，被风吹得咣当咣当响，里面的塑料桌椅全部泡在水里。经过台球室——林老板用木板把门钉死了，但水已经从底下灌进去了，门缝里渗出浑浊的灯光。经过面线糊店——门口的雨棚塌了半边，雨打在塌掉的棚布上，发出密集的闷响。

    东埔五金的红色招牌还在，但已经歪了，一半的螺丝被风拔了出来，招牌斜挂在门头上，在风中疯狂摇摆，每一下都像要飞出去。

    店门大开着。

    不是被风吹开的。是被倒下的货架堵住了门，门板卡在一堆散落的螺丝盒和铁丝卷之间，留出一条窄缝。杨晓东侧身挤进去，水已经没过了小腿，店里一片狼藉——货架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螺丝、铁丝、灯泡碎片散落得到处都是，泡在浑浊的水里泛着机油的反光。柜台被水冲歪了，台面上还飘着几本被泡烂的账本。里间的门帘被风撕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在风中疯狂抖动。

    他听到一个声音从里间传出来——是邱玉林的哭声。那声音被风雨的咆哮盖得断断续续的，但他认得出来。他在手机里听过她的笑声、在石头上听过她的哽咽、在空地上听过她的嘶喊，但从来没有听过她这样的哭声。那种声音不是悲伤，不是恐惧，而是一种被逼到绝境后还在拼命坚持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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