啦一声。杨晓东感觉到裤子口袋里的贝壳碎片被什么东西勾了一下，他下意识地拍了拍口袋——还在。碎片还在。好的，继续走。

    他们走出了五金店。街道上的水已经涨到了大腿根，水流很急，裹挟着泥沙和各种杂物——碎木板、塑料瓶、一只不知从哪里冲来的拖鞋——从上游方向涌过来。鸿山镇的排水系统完全瘫痪了，雨水和倒灌的海水混在一起，把整条街道变成了一条浑浊的河流。路灯全部灭了，只有远处偶尔亮起的闪电能把整个场景照成一片刺眼的白色。在闪电的照射下，杨晓东看到海堤方向的浪头已经冲破了部分堤段，海水正在以可见的速度往镇上倒灌，那棵歪脖子木麻黄被浪打得只剩一截树桩。

    “不能走街道。去高处。”杨晓东转头看了一圈——镇中学的教学楼在镇中心小山坡上，地势最高，那里现在是临时避难所。从他们站的位置到镇中学要绕过两条巷子，其中一条巷子口有一棵倒下的龙眼树堵住了路。

    他拿出手机想给父亲发短信，但手机进水了，屏幕一片黑。他用袖子擦了擦屏幕，按了几下按键，没有任何反应。

    “走吧。从后面巷子绕。那边的路我熟——我在台球室打工的时候每天从那条巷子抄近路回家。”杨晓东说。

    他们开始往镇中学的方向走。每一步都很艰难——水流的阻力、脚下的杂物、邱玉林父亲越来越沉的体重，都在消耗着杨晓东和邱玉林所剩不多的体力。杨晓东能感觉到自己的右腿膝盖在流血——刚才爬围墙的时候磕破的地方，伤口被脏水泡着，每走一步就疼一下，但他咬着牙没有出声。邱玉林在另一边喘着粗气，她的棉衣吸饱了水，重得像一块铁板，但她没有松开父亲的手臂。

    走了一百多米后，他们拐进了一条窄巷子。巷子两侧的墙挡住了部分风雨，水也浅了一些。杨晓东想趁这个机会加快速度，但他刚走了几步，就听到巷子口传来几声呼喊。不是风声——是人声。嘈杂的、带着醉意的人声。

    他转头看去。巷子口站着十几个人，穿着雨衣，手里拿着手电筒和木棍，大概是自发组织巡查的村民，借着台风夜出来巡逻。手电筒的光束在风雨中乱晃，照亮了他们脸上的表情——不是巡查人员的镇定，而是一种被酒精和恐慌搅混在一起的亢奋。杨晓东认出了几张脸。都是东埔村和镇上的熟面孔，有麻将馆里的牌友，有码头上的工友，有上次元宵节海堤上跟在邱成海身后的那些人。还有一个是邱成海。他站在最前面，手里的手电筒直直地照向杨晓东的眼睛，光柱在雨幕中划出一道刺目的白线。他穿着雨衣，但雨帽被风吹掉了，头发贴在头皮上，看起来狼狈又亢奋。

    “就是他们。”有个人指着杨晓东和邱玉林，声音被风雨撕碎了一半，但杨晓东听到了。

    邱成海往前走了一步，手电筒的光从杨晓东的脸扫到邱玉林的脸，又扫到她父亲那条不能动弹的腿。他身后那些人有的打着手电，有的提着棍子，有人的雨衣被风吹得噼啪响。他们刚才大概躲在某户人家里喝酒，然后被风浪声惊醒，发现海堤破了，海水倒灌，于是借着酒劲出来“巡逻”——或者说，借着巡逻的名义在寻找什么东西。台风夜是一个特殊的时间空间，平日里被法律和人情约束的行为，在这种极端天气的掩护下变得模糊。没有人会追究一个台风夜发生的“意外”。

    “我上次跟你们说过了——你们邱家的事我不打算管。”邱成海的声音在风雨中显得有些尖锐，但他的语气里没有元宵节那天的退让，而是一种被压抑了大半年之后重新点燃的怨毒，“但现在不只是你们家的事了。有人说海堤是被人故意破坏的——有人在那边撬石头，被海浪卷走了。还有人说看到你们家的人晚上在海堤那边晃。是不是你们干的？”

    “你在说什么？”邱玉林的声音在发抖，不是害怕，是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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