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腿骨折了，我们要送他去避难所。海堤破了是因为台风，跟谁都没有关系。你没看到水位在涨吗？你现在拦着我们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大家都说这两年我们村不太平。以前风调雨顺，什么事都没有。自从你去了厦门，自从你跟这个穷小子搞在一起——去年台风，今年又来更大的。有人说这是天谴。”邱成海身后有人附和，声音含混不清，但足够被风送进杨晓东耳朵里，“还有人说他口袋里装着贝壳——那是死人身上才有的东西。他把死人的东西带着满街跑，不吉利。”

    杨晓东的拳头攥紧了。他口袋里那包贝壳碎片，他带了两年的贝壳碎片，那些和邱玉林一起在滩涂上挖出来的、被邱尚杰一拳打碎的、他从未离身的贝壳碎片——此刻被一个醉醺醺的人在台风夜里说成“不吉利”。荒谬、愚蠢、不可理喻，但在台风夜的恐慌和酒精催化下，那些话在一群被恐惧支配了理智的人中间有了蛊惑力。

    “成海哥，”邱玉林的声音从愤怒变成了某种更冷静的东西——那种在暴风雨中反而格外清晰的平静，和她在滩涂上给杨晓东念课文时一样，和在教育局门口喊出那声嘶吼时一样，“你喝多了。你回去睡一觉，明天这事就算了。我爸以前跟你爸在村委共事那么多年，你小时候来我们店里赊过螺丝，从来没还过钱，我爸也没追过。有什么事明天再说，现在让我们过去。”

    邱成海盯着她看了几秒钟。杨晓东以为他会像元宵节那样退让——上次在海堤上他也是这样，最后收了手，带着人走了。但台风夜的酒精和恐惧是不同的东西。恐惧能把最微小的恶意发酵成最盲目的暴力，而酒精能让一个本来还有理智的人把所有的不安都投射到一个具体的靶子上。这个靶子不需要有任何实际的过错，只需要有“外来的”“不一样的”“让人看不惯的”这些特质就够了。杨晓东这几年在东埔的存在，对这些人来说一直是那根刺。他穷但他不低头，他被打了不跑，他喜欢的人在厦门学烹饪而他们的女儿还在村里种地。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冒犯。

    “我爸以前也帮过你们家不少忙。”邱成海的声音变得低沉，不是平静，而是风暴来临前那种危险的压抑，“但你去了厦门之后，我爸在村委提了几次给你们家申请助学金的事，你爸不要。你爸说——‘我女儿不用别人施舍。’我听到了。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不要。你爸一个开五金店的，有什么资格说那是施舍？我们家需要你们给面子的时候你们不给。现在你们出了事，又想到有我这个表哥了？”

    “那次不是施舍——是你在申请表上多写了学费金额，想自己扣一部分。我爸发现了，没戳穿你，只是说了句不要。”邱玉林的声音忽然变冷了。她之前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大概是不想撕破脸，但今晚的风雨把所有的遮羞布都撕掉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以为我爸不知道？”

    邱成海的脸色变了。他身后的窃窃私语也瞬间安静了。这件事他以为烂在肚子里就没人知道，但此刻被当众抖落出来。他握着木棍的手指关节发白，手电筒的光在雨幕中晃动了一下。

    然后他笑了。是一种破罐子破摔的笑。“行。你知道就好。那今晚这事就别怪我。”他往后退了一步，用手电筒指了指杨晓东，“大家看清楚——就是这个杨家的儿子，两年前缠上阿琳，把她拐到厦门去。她在厦门学坏了，回来就不认亲戚了。现在天怒了，台风来了，海水倒灌了，就是老天爷看不下去了。海堤破了，谁知道是不是他搞的鬼？有人看到他在海堤那边晃了好几个晚上，鬼鬼祟祟的。台风眼还没过去，他就冒雨跑过来——不是他招来的灾是什么？”

    那些话没有任何逻辑，但在台风夜里，在一群被恐惧和酒精支配的人中间，逻辑是多余的。只需要一个靶子。只需要一个所有人都认识、都看不惯、都可以把恐惧发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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