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之外，最长久、最不容置疑的“成员”。

    我坐在母亲常坐的那张旧藤椅里，藤条已经磨得油亮，深深浅浅的褐色纹路里，浸满了岁月的汗渍与体温。椅背的弧度恰好契合她如今微微佝偻的脊背。我坐不惯，总觉得有些硌，但此刻坐在这里，仿佛能透过这坚硬的藤条，触摸到一丝她存在的暖意。阿黄见我坐下，轻轻“呜”了一声，尾巴在地板上扫了两下，算是打了招呼，又恢复了它那种永恒的、略带忧郁的凝视。

    屋里真静。静得能听见老式座钟钟摆在木壳子里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不紧不慢，切割着所剩无几的时光。静得能听见自己血液流过太阳穴时细微的嗡嗡声。这静，并非空洞，而是被无数微小的细节填满了：墙上相框玻璃后微微卷边的老照片，窗台上那盆茉莉花叶子边缘一点枯黄，五斗橱上白瓷观音像指尖那永远拂不去的微尘，还有空气里那股复杂的、仿佛已经渗入墙壁与家具肌理的气味——陈旧的书报、晒过的棉被、煎药后残留的草本苦香、以及那无孔不入的、淡淡的药味。

    这气味让我想起更久远的时光。那时，这药味是属于父亲的。他是中学教师，粉笔灰和慢性咽炎常年伴随着他。记忆里，他总是坐在书桌前批改作业，手边一杯胖大海泡的水，散发出一种类似木头浸泡后的、微甜的气味。而母亲的气味，则是厨房的油烟、肥皂清香，还有她头发上永远淡淡的桂花头油的味道。如今，父亲的气味早已消散在搬家的尘埃与十年的光阴里，母亲的气味，也渐渐被这药味覆盖、侵蚀，变得模糊不清了。

    阿黄忽然站了起来，抖了抖身上浅黄色的毛，走到我脚边，用头蹭了蹭我的小腿。它老了，动作有些迟缓，蹭我的力度却依然带着依赖与温存。我伸手揉了揉它耳朵后面那块最柔软的皮毛，它舒服地眯起眼，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它是父亲去世那年来的，一只瘦弱的小土狗，被母亲从菜市场门口捡回来。那时母亲说：“家里太空了，有个活物，添点声响。”于是，阿黄的叫声、爪子踩在地板上的啪嗒声、吃饭时舌头卷动食盆的声响，便成了这老屋后来十年里，最主要的生命律动。

    “添点声响……”我无声地重复着这句话。如今，这声响也渐渐稀疏了。阿黄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听到门外一点动静就兴奋地吠叫。母亲的话也少了，常常就是这样坐着，一坐就是一下午，目光虚虚地落在不知名的某处，手里无意识地摩挲着阿黄的背毛。只有当我回来时，她的眼睛才会亮起一点微弱的光，话也多起来，尽管翻来覆去总是那些：“吃饭了没？”“工作累不累？”“楼上张阿姨的孙子考上大学了……”那些话语像溪流里的石子，清晰可数，每一颗都带着被岁月流水冲刷过的圆润与孤独。

    窗外传来几声自行车的铃响，还有孩子们放学归来的嬉闹声，清脆而富有活力，像石子投入这潭沉静的水，荡开几圈涟漪，又很快平息。这老屋所在的街区，也老了。曾经的邻居，搬走的搬走，离世的离世。新搬来的多是租房的年轻人，早出晚归，门扉紧闭，彼此间只剩下点头之交。只有巷口那棵老槐树，依然年年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巨大的树冠荫蔽着半条巷子，也把婆娑的树影，送入这西窗，在墙上、地上、茶几上，摇曳出变幻莫测的光斑。

    我的目光重新落回那些药盒上。它们秩序井然，按照早、中、晚、餐前、餐后分门别类。母亲用不同颜色的便签纸做了标记，字迹是一贯的工整清秀，只是笔划间已见微微的颤抖。旁边还有一个小本子，记录着每次服药的时间和身体反应。这种一丝不苟，是她对抗混乱与衰退的方式。我拿起那个记录本，轻轻翻开。纸张有些发脆了。一行行小字，记录着血压的起伏、心率的快慢、睡眠的时长、还有偶尔出现的、被她轻描淡写提及的“头晕”、“脚肿”。在最近几页的空白处，她用稍大的字写着

    -->>(第3/4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