块钱。
它等了一下午。又等了一晚上。
天黑的时候他还没回来,阿黄开始不安。它在堂屋里转圈,从门口跑到藤椅旁边,又从藤椅旁边跑到门口,来来回回几十趟,爪子在水泥地上磨出了细碎的声响。它趴在门槛上,鼻子冲着门缝,拼命在空气里搜寻他的气味。老李的气味还在——藤椅上有,茶杯上有,那件搭在椅背上的旧外套上有。可门缝里没有新的。没有他正在往家走的气息,没有他手上拎着的米袋子的味道,没有他走路时脚底扬起的灰尘的味道。什么都没有。
第二天早上,来的是隔壁的老赵。老赵推开院门的时候,阿黄从藤椅底下一下子蹿起来,尾巴摇得像一把失控的扇子。它冲到门口,闻了一下,尾巴停了。不是他。老赵穿着一双解放鞋,走路外八字,身上有股膏药味。他的眼神怪怪的——躲闪,不敢看它。他蹲下来,伸出手想摸阿黄的脑袋,阿黄往后退了一步。它不要别人摸。它要那只粗糙的、有铁锈味的、掌心永远发烫的手。老赵蹲了一会儿,叹了口气,站起来在屋里转了一圈,把灶台上那锅已经馊了的粥端出去倒了,又把窗户开了半扇通风。他走的时候,阿黄跟到门口。老赵回头看了它一眼,摇着头说:“别等了。他不会回来了。”阿黄不知道“不会回来”是什么意思。它只听懂了一个词——“回来”。它以为这是一个承诺。
后来邻居们陆陆续续来过几趟。有人带了一袋狗粮,有人倒了一碗剩饭,有人把院门修了修——说怕阿黄跑丢了。阿黄没有跑。它哪儿也不去。它就守在这间屋子里,趴在藤椅下面,等那个永远不会再从巷口拐过来的人。
它学会了分辨巷子里每一种脚步声的远近:老赵是外八字,拖拖踏踏的;收废品的老陈一瘸一拐,左脚下地比右脚重;隔壁新搬来的年轻夫妻走路很快,鞋跟敲在石板上当当响。有时候远处会传来一阵模糊的脚步声,节奏和老李很像——也是那种不紧不慢的、鞋底磨地的沙沙声。阿黄就会一下子竖起耳朵,抬起头,眼睛亮了,尾巴在地面上啪啪地敲两下,浑身绷紧了,等着。等着那脚步声拐过巷口的电线杆,沿着院墙越走越近,然后在门口停住,接着是钥匙响——老李的钥匙只有两把,一把大的,一把小的,碰在一起叮叮当当,阿黄闭着眼都能认出来。它等过无数次,每一次都是别人经过,或者风吹动了什么,或者根本没声音。然后那脚步声渐远,阿黄的眼神又暗了下去,把下巴搁回爪子上,尾巴不扫了。它不叫,也不闹,只是把身体缩得更紧了一点,像是怕自己占了太多地方。
但院子里的落叶越积越厚。门前的野草钻出石缝,高过了门槛。
阿黄今天精神不错。
它早早地醒了,在院子里兜了一圈,用鼻子顶开虚掩的院门,在门口蹲了一会儿。巷子里很安静,石板路被太阳晒得发烫,空气里有隔壁晾晒的棉被的味道,还有远处飘来的桂花香。
它走到巷口那根电线杆下面,抬腿做了个记号。然后它沿着他们以前常走的那条路慢慢跑起来——那是老李每天傍晚带它散步的路线:出巷口,右拐,沿着护城河走三百步,到第三棵柳树底下歇一会儿。老李每次都要在第三棵柳树底下站一站,点一根烟,看着河水出神。阿黄那时候不懂他在看什么。它只是蹲在他脚边,把尾巴盘在前爪上,陪着他看那些浑黄的河水无声地往东流。河边风大,柳条被吹得沙沙响,偶尔有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打着旋漂远了。老李会低头看它一眼,说:“阿黄,你看,又一片叶子走了。”阿黄看看叶子,又看看他,不懂“走了”是什么意思。但它觉得他的声音跟平时不太一样,低低的,落在地上就碎了。它那时候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把下巴搁在他鞋面上,呜呜地叫一声,等他回过神来冲它摆摆手,说“不懂事的小畜生,走了,回家。”
今天河边没有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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