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黄，乖。”
然后门就关了。车就开了。阿黄跟在车后面跑了很久，跑到四个爪子都磨出了血，跑到肺像着了火一样疼。但车子还是越变越小，最后变成一个小白点，消失在巷子的尽头。
回来以后，阿黄就趴在藤椅旁边，没有再离开过。
刘婶每天都来，有时候带粥，有时候带面条，有时候带一些它以前最爱吃的碎肉拌饭。但阿黄总是闻一闻就不动了。刘婶急得团团转，蹲在它面前，把碗往它嘴边推：“阿黄你吃一口，就一口，婶子求你了。”阿黄抬头看她一眼，眼神里的某种东西让刘婶忽然就不说话了。那不是什么凄惨的眼神，也不是什么愤怒的眼神，而是一种平静的、等待的眼神。像是它已经决定了要等，谁也拦不住。
刘婶叹了口气站起来，把碗留在原地，帮老李把堂屋的东西归置了一下。当她拿起搁在茶几上的那个旧相框的时候，阿黄忽然站了起来。
那是老李的相框，木头的，边角磨得发白。里面夹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梳着麻花辫的女人，眉眼弯弯的，笑得像春天的太阳。老李每天晚上都要拿着这个相框看很久，有时候看着看着就笑了，有时候看着看着眼睛就红了。阿黄第一次看到这个相框的时候还很年轻，它以为里面有什么好吃的东西，跳起来想够，被老李一巴掌拍在脑门上。那一巴掌轻得像摸，老李的手掌粗糙但温暖，盖在它脑门上的时候像一片带着温度的树皮。
“傻狗，不能碰。”老李把相框拿在手里，用袖口擦着玻璃上的灰，“这是你妈。”
阿黄歪着头看他。
“算了，你也不懂。”老李笑了，笑完又叹了口气，把相框放回茶几上，揉了揉阿黄的耳朵，“你要是懂就好了，咱爷俩还能说说话。”
刘婶把相框放回原处，擦了擦眼角，又看了一眼趴回藤椅旁边的阿黄，轻轻地关上门走了。
堂屋又安静下来了。光线从门缝里慢慢移动，从茶几腿爬到门槛上，又从门槛爬到门外去。阿黄看着那道光一点一点退走，像一只撤退的军队，把属于白天的领地一寸一寸让给黑暗。它知道天色在变，但它不在乎。它只在乎门外的那个声音。
傍晚的时候，巷子里热闹了一阵。下班的人骑着自行车叮叮当当地过去，小孩子在巷口追跑打闹，不知道谁家的收音机里放着戏曲，咿咿呀呀的唱腔拐了好几个弯飘进堂屋里来。阿黄竖着耳朵听，把这些声音挨个筛了一遍——自行车不是老李的，老李的自行车骑起来会嘎吱嘎吱响，链条掉了好几回；小孩不是老李，老李的脚步很重，右脚落地比左脚响，因为他右腿膝盖有老毛病；收音机不是老李，老李不听戏，老李喜欢听新闻，虽然听着听着就会在藤椅上睡着。
没有一个是老李。
天彻底黑了。阿黄把身体团得更紧了一些，肚子贴在冰凉的地面上，一阵阵地发虚。它已经三天没吃什么东西了，只在刘婶的反复催促下舔了几口水。饥饿感像一条细细的绳子，系在它的胃里，时不时收紧一下。但比起饥饿，另一种感觉更让它难受——那是一种从胸口往外扩散的空洞感，像是有什么东西把它从内部一点一点挖空了，骨头还在，皮毛还在，但里面的芯没了。
它把鼻子凑到藤椅的坐垫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烟草味还在，但比昨天又淡了一些。阿黄伸出舌头，在坐垫上轻轻舔了一下。布面上有老李的味道，咸的，涩的，像老李夏天流的汗。它舔着舔着就停了，把脑袋埋进坐垫里，喉咙里发出一声低低的呜咽。
那是它哭的声音。狗不会流眼泪，但狗会发出这种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断断续续的低鸣。那声音被藤椅的坐垫吸收了，闷闷的，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
藤椅被它的动作带得又晃了一下，吱呀一声，在黑暗里格外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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