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的布鞋上——那是老李去医院那天换下来的布鞋，鞋底还沾着院子里的泥，鞋面上有一个被阿黄咬出来的小洞。阿黄把鼻子埋进鞋口里，老李脚上的余温早就散尽了，但那个味道还在——皮革的、汗渍的、属于老李的、独一无二的味道。它闭上眼睛。
门外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阿黄猛地抬起头，耳朵唰地竖起来。
不是刘婶。刘婶的脚步轻而碎，总是伴着钥匙碰撞的叮当声。也不是巷口卖豆腐的老张，老张的脚步沉而慢，左脚拖地，能听出鞋底摩擦地面的沙沙声。这个脚步是快的、急的，皮鞋底磕在青石板上的声音干脆利落，一步接一步，没有犹豫。
阿黄站起来，走到门口，把脑袋探出门缝。
一个中年***在巷子里，正东张西望地看着门牌号。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头发梳得整齐，但脸上带着明显的困惑。他看到了阿黄，又看了看老李家的门牌，嘴里嘟囔了一句：“是这家吧？”
阿黄没有叫。它只是盯着那个人的手——那只手从公文包里掏出了一个信封，信封上写着老李的名字。它认识那个信封，每个月都有人送这样的信封来，送信封的人骑着一辆绿色的电动车，穿着绿色的衣服，每次来都按两下喇叭。老李管那个人叫“邮递员小张”。但眼前这个人不是小张。他没有穿绿衣服，没有骑电动车，但他手里拿着一样的信封。
阿黄把门拱开一条缝，走出去，在门槛上坐下来，挡在门口，尾巴在身后缓缓地摆了摆——不是欢迎的意思，是“我在这儿，你要干嘛”的意思。
中年男人被它的出现吓了一跳，往后退了半步，然后笑了：“哟，老李家的狗。你是阿黄吧？”
阿黄的尾巴停了一下。这个人知道它的名字。它歪着头看他，左耳竖着，右耳耷拉着，眼睛里满是警惕。
“我是你老李的朋友，姓钟。”中年男人蹲下来，和阿黄平视，慢慢伸出手让阿黄闻他的手背，“以前跟他一个车间的，后来调去了东北，好多年没见了。这次来江城出差，顺道看看他。他在家吗？”
阿黄闻了闻他的手。手上有烟味，有墨水的味道，还有一点点机油的气息。这些味道和阿黄记忆中老李身上的某种味道很像——老李以前修自行车的时候，手上也有机油味。阿黄的尾巴重新摇了起来。它站起来，转身走进堂屋，回头看了那个男人一眼，像是在说“跟我来”。
钟叔跟着阿黄走进堂屋。屋子里很暗，窗帘拉了一半，只有几缕夕照从缝隙里钻进来，在地上画出几道金色的条纹。他站在门口，目光在屋子里扫了一圈——冷锅冷灶，落了灰的茶几，空荡荡的藤椅，藤椅底下整整齐齐码着的梧桐叶，和卧在叶子上的那条老黄狗。
“你老李呢？”钟叔又问了一遍。
阿黄走到藤椅旁边，把鼻子凑到坐垫上闻了闻，然后抬头看着钟叔，喉咙里发出一声低低的呜咽。那声音不长，也不高，但钟叔的笑容慢慢收了起来。他走到藤椅跟前，伸手摸了摸坐垫——凉的。又摸了摸靠背——也是凉的。他的手指在靠背上停了一会儿，然后把公文包放在茶几上，在老李的藤椅上坐了下来。
藤椅发出了一声悠长的吱呀。
阿黄听到那个声音，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又暗了下去。藤椅的声音是对的，但坐上去的重量不对。老李的体重压上去的时候，藤椅会陷下去一个手指节的深度；老李往后靠的时候，椅背会往后仰一个角度。这个钟叔坐上去，藤椅只陷了半个手指节，椅背也只仰了一点点。阿黄把下巴搁回爪子上，尾巴没有再摇。
“他去医院了？”钟叔问。
阿黄不会回答。
钟叔环顾了一下屋子，目光落在茶几上那个旧相框上。他伸手拿过来，看着照片上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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