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婶第二天来的时候，推开门看见老李坐在藤椅上，身子歪向一边，手垂着。阿黄蹲在藤椅前面，下巴搁在老李的拖鞋上，一动不动。
王婶的叫声阿黄没有理会。她冲进来，摸了摸老李的脖子，又摸了摸他的脸，然后退了两步，捂住嘴。
救护车的声音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阿黄听见了，耳朵竖起来。以前救护车的声音意味着老李要去医院，意味着老李会回来，带着一身消毒水的味道和更浓的药味。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来的人没有把老李扶起来，而是把他抬上担架，盖上一层白布。
阿黄冲上去，咬住担架的边角。有人推它，它不松口。有人踢了它一脚，它嗷了一声，松开了，但立刻又扑上去，这次咬住了老李垂在外面的手指。
那根手指是凉的。
"阿黄！"王婶喊它，"阿黄你松口！"
它不松。它咬着那根手指，咬着那只它舔了三年的手，咬着它唯一的、全部的、世界上所有的东西。
白布盖过来了。手指消失了。老李消失了。
担架被抬出院子，救护车门关上，鸣笛声撕开空气，远去了。
阿黄追到门口，被铁门挡住。它扒着铁门，爪子在铁皮上刮出刺耳的声音。它叫了。不是那种低低的呜咽，是那种从胸腔最深处、从喉咙最底部、从灵魂最里面挤出来的声音——长长的、尖利的、一声接一声，像被踩住了尾巴的幼崽在找妈妈。
王婶把它抱回来。它不挣扎，只是叫。叫到嗓子哑了，叫到舌头干了，叫到院子里只剩下它自己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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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院子里安静了。
阿黄回到藤椅旁边，趴下来。藤椅上还有老李的味道。烟草味、铁锈味、药味、还有那股说不清的苦味。它把鼻子埋进椅面的布缝里，使劲嗅。味道还在。只要味道还在，老李就还在。
它等。
第一天，它趴在藤椅旁边，等老李的手从椅子边上垂下来。
第二天，它把老李的拖鞋从地上叼到藤椅下面，摆好，等老李穿。
第三天，下了一场雨。雨水从门缝里渗进来，打湿了藤椅的腿。阿黄用身体挡在椅子前面，毛被打湿了，它不动。
第四天，一片落叶从门缝里飘进来，落在藤椅下面。阿黄低头看了看那片叶子，黄色的，边缘卷着，像老李的手掌。它把叶子叼起来，放在藤椅的座位上，挨着老李经常坐的那个位置。
然后它又趴下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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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院子里的落叶越来越多。阿黄每天做同一件事——把落叶叼到藤椅下面。一片、两片、三片。它不叼院子里的枯枝，不叼纸屑，只叼落叶。黄色的、褐色的、半干的、全干的。它用嘴衔着，轻轻放在藤椅的座位上，或者塞在椅腿和地面的缝隙里。
王婶每天来喂它。它吃一点，但吃得很少。它的大部分时间都趴在藤椅旁边，下巴搁在老李的拖鞋上，鼻子埋在椅子缝里。
有时候它做梦。梦里老李推门进来，拖鞋踢踏踢踏，水壶搁上炉子，火柴划一根。它站起来，尾巴摇了——这次是欢快的摇法，整个屁股都在晃。老李弯腰摸它的头，说"阿黄，走，去护城河"。它蹦蹦跳跳地跟出去，阳光照在老李的背上，烟草味飘在风里。
然后它醒了。
藤椅空着。拖鞋空着。院子里只有风。
它把脑袋埋进前爪里，不叫了。嗓子已经叫不出声音了。它只是趴着，趴在藤椅旁边，趴在落叶上面，趴在那个永远不会再回来的人的味道里。
雪又下了。这次更大。阿黄没有起来把毯子搭回老李腿上，因为老李不在了。毯子叠在床上，叠得整整齐齐，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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