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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婶是在第二天早晨发现阿黄走了的。那天她起得比平时晚了些，冬天日头短，六点半了天还没亮透。她披着棉袄到灶间烧水，顺手热了昨晚剩的半锅粥。盛粥的时候她多盛了一碗，这是给阿黄的。白米粥拌了半勺猪油和一点碎菜叶，阿黄老得牙口不好了，硬的嚼不动，刘婶知道它的习惯。
刘婶端着粥走到院里，看见藤椅还在原地，昨天傍晚她忘了搬回屋。藤椅坐垫上落了薄薄一层霜，灰白色的，在晨光里闪着细碎的冷光。阿黄趴在藤椅下面，下巴搁在两只前爪上，尾巴贴着地面平平地伸着。它的眼睛闭着，脸上的毛在霜色里显得更白了。刘婶蹲下去，伸手摸了摸阿黄的耳朵。耳朵是凉的，但还软着。她又摸了摸阿黄的鼻尖，干的，硬的，凉得像院墙上那块石头。
“阿黄。”刘婶叫了一声。
阿黄没有动。它的胸口没有起伏，嘴边也没有白雾呼出来。刘婶的手停在阿黄的耳朵上，停了好一会儿。然后她慢慢把粥碗放在地上，在藤椅旁边坐下来，坐在冰凉的石阶上。她没有哭，只是坐在那里，把手放在阿黄的背上。阿黄的毛又干又稀，脊梁骨一节一节的，用手一摸就摸到了。它太老了，老得骨头都突出来了，刘婶早就知道这一天会来，只是没想到它走得这么安静。
藤椅下面整整齐齐地码着一排梧桐叶，枯黄干瘪，一片叠着一片。从秋天到今天，每一片都还在。最早的那几片已经碎得不成形了，碎屑混在砖缝里，和土一个颜色。刘婶数了数，一共四十七片。
她数完，站起来，去隔壁叫了老张头。老张头拿着铁锹在院角的老槐树下面挖了一个坑。坑挖好了，刘婶把阿黄抱起来。它轻了很多，比刚来的时候还轻，像一把晒透了的稻草。刘婶把它放进坑里，让它侧卧着，头朝着藤椅的方向。然后她把那四十七片梧桐叶拢起来，一片一片盖在阿黄身上。最后是老李那件蓝布褂子，从藤椅背上取下来，盖在最上面。袖口的补丁朝外，针脚粗粗的，是老李自己缝的。
填土的时候刘婶没有看，她背过身去，望着巷口。巷口那棵老槐树的枝丫上挂着一盏路灯，灯泡坏了，没有人来修，黑了一整个冬天。刘婶看着那盏不亮的灯，想起老李在的时候，每天晚上都会把院门虚掩着，留一条缝，说是万一阿黄想出去逛逛，回来的时候不会挠门。其实阿黄从来不出去逛，它总是趴在老李脚边，等老李看完电视，一起回屋睡觉。
老张头填完土，用锹背拍实了，又搬了几块碎砖头摆在上面。没有立碑，刘婶说不用，那棵槐树就是碑。
阿黄走后的头几天，院子里安静得不像话。刘婶还是每天早晨多盛一碗粥，端到院子里。走到藤椅旁边才想起来，又端回去。第三天早晨，她端粥的时候只盛了一碗，手在锅沿上停了停，然后盛了第二碗，放在老地方。她对自己说，这是给老李留的。
冬天最深的时候，老李的儿子又回来了一趟。
这次他带了一个年轻人，说是评估公司的，要把老房子拍照登记。儿子在堂屋里翻箱倒柜，把老李留下的东西又筛了一遍。旧收音机、搪瓷盆、一摞摞用橡皮筋扎着的旧杂志，全堆在院子里准备处理掉。刘婶听见动静过来看了一眼，站在院门口没进去。儿子看见她，点了点头算是招呼，继续低头翻东西。
那个年轻人拿起藤椅看了看，说：“这个也处理了吧？藤编的，不值钱。”
儿子说：“扔了吧。”
刘婶忽然开口了：“这把藤椅给我吧。”
儿子抬起头来，有些意外，但没多问，点了点头：“行，刘婶你要就拿去。”
刘婶叫了老张头来搬藤椅。两个人抬着往刘婶家走，经过院角的老槐树时，刘婶的步子慢了一下。树底下那几块碎砖还在，砖缝里钻出了一点细细的草芽，嫩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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