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几天它还能在门缝底下闻到一丝烟草味，那是老李身上最顽固的味道，抽烟抽了四十年，连被子褥子都是那个味儿。可到了第四天、第五天，门缝底下只剩下一股潮乎乎的灰尘味。阿黄在门口转来转去，呜呜地哼，爪子挠了两下门板，又不敢使劲——老李说过“不许挠门”。
它就趴在门口，等着。
刘婶早晚各来一趟，把饭盆放在它跟前，换了清水。阿黄每次听到刘婶的脚步声都会支棱起耳朵，等看清来的是刘婶而不是老李，尾巴就耷拉下去，但还是会站起来，绕到刘婶脚边蹭一下——老李教过它，见人要打招呼，不许没规矩。刘婶每次都蹲下来抱抱它，跟它说几句话。阿黄就安静地听，虽然听不懂，但有人跟它说话总是好的。
到了第十天头上，巷子里的邻居们开始议论了。住在巷尾的老赵头提出来要把阿黄牵走，说他厂里看大门缺条狗，阿黄这体格正合适。刘婶没应声，只是说“再等等”。老赵头嘟囔了两句“一条土狗值当什么”，背着手走了。阿黄不知道那天差点被牵走，它只记得老赵头来的时候指了指它，手指头戳过来的方向带着一股生人的味道，它站起来退了两步，喉咙里滚出一声低低的闷响。
刘婶后来跟街坊们说：“你们谁也别打阿黄的主意。老李走的时候把它托付给我了，我就得管到底。”
其实刘婶心里也没底。她六十出头的人了，自己身体也不算硬朗，养一条大土狗不是闹着玩的。可她每次看见阿黄趴在那把藤椅旁边，下巴搁在椅子腿上，眼睛半睁半闭地盯着门口，她就想起老李坐在藤椅里抽烟的样子——一人一狗，一坐一趴，半天不说一句话，可那个画面比千言万语都瓷实。
秋深了。巷子口那棵老槐树开始掉叶子，先是零零星星几片，后来越掉越多，风一吹，黄叶子打着旋儿往巷子里灌，落在墙根下、门槛边、老李家的院子里。阿黄每天趴在门槛里头，看着落叶一片一片落下来，忽然有一天站起来，走出门槛，用嘴叼了一片最大的梧桐叶，转身回屋，把叶子放在藤椅底下。
第二天又叼了一片。第三天也是。
刘婶开始没明白它在干什么，后来蹲在门口看了半天，忽然回过味来——老李活着的时候，每天下午都会拿把秃扫帚扫院子里的落叶，扫完了倒在院角的垃圾桶里。阿黄那时候就跟在他屁股后头，老李扫到哪儿它跟到哪儿，偶尔叼一片叶子当玩具，老李就笑：“你倒会帮倒忙。”现在没人扫了，阿黄就把叶子叼到藤椅底下，堆成小小的一堆，像是替老李把院子里的活儿干了。
刘婶站在门口，鼻子一酸，差点没忍住。
进了十一月，天冷得厉害了。刘婶从自家抱了一床旧棉褥子铺在藤椅坐垫上，阿黄晚上就蜷在那上头睡。老李在的时候，阿黄睡在院子角落的狗窝里——那窝是老李用木板和旧棉絮搭的，冬天还知道给加一层麻袋挡风。可老李走了之后，阿黄再也不肯睡狗窝了。刘婶把它往里抱过两回，它两回都自己跑出来，重新趴在藤椅底下。刘婶没办法，把狗窝拆了，棉絮和木板都铺在藤椅周围，总算让它睡得暖和些。
阿黄的身体还算结实，但刘婶注意到它瘦了。饭吃得少，每次只动半碗，剩下的刘婶傍晚来收碗时还在。它也不是不饿，就是没胃口。刘婶试着在粥里拌了鸡汤、拌了肉汤，它也给面子吃几口，可吃完还是趴回去，眼睛盯着门口。
有天下午，巷子里来了个收破烂的，推着三轮车，车上挂着一串铁皮，叮叮当当地响。阿黄猛地从藤椅底下钻出来，冲到门口，鼻子贴着门缝使劲嗅。那串铁皮声太像了——老李钥匙串上就挂着几个铜钱，走起路来叮叮当当的。阿黄等了半天，门外的脚步声近了又远了，不是老李。它又趴回去，这次连脑袋都埋进了前爪里。
刘婶看在眼里，晚上回去翻箱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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