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绵绵的第四十七天。

    阿黄趴在老李的藤椅下面，鼻子贴着地面那片磨得发亮的碎砖。藤椅的竹篾缝隙里嵌着经年的烟草味，混着老李身上那种铁锈般的汗气，是这间屋子里唯一还没被潮气吞噬的温暖。它把下巴搁在前爪上，耳朵偶尔抽动一下，听着窗外雨滴砸在铁皮雨棚上那单调而固执的声响。

    它已经不太记得老李最后那天早上咳嗽的样子了。只记得那天的咳嗽比往常更沉，像有什么东西在胸腔里反复撕扯，老李弯着腰，一只手撑着桌沿，另一只手攥成拳头抵在嘴边，指节发白。阿黄当时从窝里冲过来，用脑袋使劲拱他的腿，老李低头看了它一眼，眼神里有种它没见过的浑浊，然后蹲下来，粗糙的手掌覆上它的头顶，很慢很慢地摩挲了三下。

    “阿黄，”老李的声音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捞出来的，沙哑，带着痰音，“对不住啊，今天……怕是走不远了。”

    那天他们没去护城河。

    老李只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扶着门框，看着灰蒙蒙的天。阿黄跟在他脚边，时不时抬头看他，看见他喉结滚动，看见他眼眶里蓄着一层薄薄的水光，却始终没落下来。后来老李回了屋，坐在藤椅上，把阿黄叫到跟前，从怀里摸出那只褪了色的布口袋——里面装着几块晒干的红薯干，是他平时舍不得吃、专门留着给阿黄的零嘴。

    “吃吧，”他把红薯干放在阿黄嘴边，手指在它耳后挠了挠，“往后……你自己学着找吃的。别翻人家垃圾桶，太脏。”

    阿黄嗅了嗅红薯干，没吃。它把脑袋往老李掌心拱，舌头舔到他手背上那些交错的老年斑和凸起的青筋。老李的手在抖，抖得很厉害，他把手收回去，攥住藤椅的扶手，指节咯吱作响。

    再后来就是救护车的声音。

    那声音尖利得像要撕开整条巷子，红蓝的光在窗户上乱闪，映得屋里忽明忽暗。阿黄被两个穿白大褂的人挡在门边，它扑上去，牙齿咬住其中一个人的裤脚，被踢开，又扑上去，被另一人用担架碰翻在地。它看见老李被抬上担架，看见他枯瘦的手从白被子垂下来，在空中无目的地抓了抓，像是要够什么。阿黄跳起来，前爪搭上车门边缘，喉咙里发出一种它这辈子从未发出过的声响——不像吠叫，更像是一种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破碎的呜咽。

    车门关上了。

    它在后面追了三条街，直到轮子扬起的尘土灌满鼻腔，直到那团红蓝的光彻底消失在巷子拐角。它停下来，趴在潮湿的青石板上，大口大口地喘气，肋骨急剧起伏，喉咙里那股腥甜一直呛到脑子里。

    等它回到院子的时候，门已经被邻居王婶锁上了。

    王婶蹲下来想摸它，它躲开了，退到门缝边，从木板的裂隙里往里看——藤椅还在原来的位置，老李的拖鞋还摆在椅脚旁，鞋尖朝着门口，像是等他回来穿。桌上那副老花镜压着一张旧报纸，报纸边角被穿堂风掀起，啪嗒啪嗒地响。

    “李叔住院了，”王婶的声音从头顶落下来，带着一种刻意的轻柔，“得些日子才能回来。阿黄乖，跟婶儿去吃点东西。”

    阿黄没跟她走。它在门口卧下来，把鼻子塞进门缝里，闻到了屋里那股熟悉的烟草味——很淡了，但还在。它就把下巴搁在门槛上，守着那道缝，守着那一丝若有若无的气味。

    那是五十三天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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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婶每天来两回，早上端一碗剩饭拌菜汤，傍晚再来看看它还在不在。起初阿黄不吃，把头埋进爪子里，任王婶怎么哄都不抬。后来饿得狠了，才在夜里把饭舔干净，然后继续守着门缝。王婶试过拿钥匙开门放它进去，它却站着不动，只拿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把锁——不是它想进去，是它觉得，老李说过“看家”的意思，就是要守在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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