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
杨铁也是这种人。
他记得萨水。记得两百人出发,记得水涨的时候人在水里扑腾,记得他想伸手拉但拉不到。他记得每一个人的脸,每一个人的名字,每一个人死的时候的样子。这些记忆像钉子一样钉在他脑子里,拔不出来,也压不下去。白天他还能用“队正“的壳子盖住,到了晚上——壳卸了,钉子就冒出来了。
杨旷伸手拿起一个酒坛子,倒了一碗。端起来,递到杨铁面前。
“喝。“
杨铁抬头看他。
火光里。陌生人的脸。普通,不好看也不难看,但眼睛很亮,很深。不是那种聪明人刻意显得深的亮,是真的深——像见过很多事,见过很多人,见过来来去去的生死,但没有被这些东西泡冷。那种亮是暖的。
他接过酒碗。没喝。
“你是谁?“他又问了一遍。第三次了。
“路人。“
“路人不会给我递酒。“
“路过的。听见你说话。觉得你不容易。“
杨铁看了他很久。火光在他脸上跳,明明灭灭,像在翻一本书——翻了又翻,找不到要找的那一页。
然后他端起酒碗,又灌了一口。
“不容易。“他笑了一声。笑得很难看,嘴角往上扯了,但眼睛往下坠,整张脸拧成了一个不对的形状。“谁容易?三十万人——谁容易?“
他把酒碗放下。碗底磕在泥地上,发出一声闷响。
“我晚上睡不着。“他说。声音开始变得不稳了,像一根绷得太紧的弦,在颤。“一闭眼就看见他们。看见他们在水里扑腾。看见他们中箭的样子——有的箭在脖子上,有的在肚子上,有的在脸上。有一个——我记得——一个小伙子,十八岁,叫什么来着——“
他突然停了。嘴张着,眼睛瞪着,像在记忆里翻找什么。
“叫什么来着。“他重复了一遍。声音急了。“我记得他的脸。我记得他笑的样子。他叫我队正——他叫队正的时候——“
他说不下去了。
不是忘了。是记得太清了。记得脸,记得笑容,记得他叫“队正“的声音,但名字——名字卡在喉咙里,出不来。他越急越想不起来,越想不起来越急。他的手在膝盖上攥紧了,指节发白,断指的截面通红。
杨旷认得这种症状。前世在战地心理干预课上,教员讲过——创伤后应激反应,最典型的表现之一就是记忆碎片化。 traumatic event 会把记忆打散,像打碎一面镜子,每一块碎片都清晰无比,但拼不回完整的画面。杨铁记得那个十八岁士兵的脸、笑容、叫他队正的声音,但名字是一块缺了的碎片。不是忘了。是脑子把名字藏起来了,因为名字太重了,跟那个人的死绑在一起,拿出来就会崩溃。脑子在保护他。
但保护不了多久。
“我想不起来了。“杨铁的声音抖了。“我想不起他的名字。我记得他怎么死的。我记得他叫我队正。但我想不起他叫什么——“
他的手攥得更紧了。
“我救不了他们。“他说。“他妈的,我救不了。“
杨旷没说话。
他只是坐着。陪着。
前世他带的兵里,有一个新兵。姓林,十九岁。第一次上战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班长被炸死——班长推了他一把,他滚出去两米,班长没来得及跑。弹片从腰部以上切进去的。人没立刻死,倒在地上,嘴里还在叫新兵的名字——“小林,跑,别回头。“新兵没跑。他蹲在班长旁边,看着班长从清醒到模糊,从模糊到不动。二十秒。
回来之后,新兵不说话了。不吃饭。不喝水。就坐着。看着一个地方。杨旷陪他坐了三天。什么都没说。就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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