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台上，用千里镜看下面的百戏，看得清楚些。杨旷拿它来干别的事。

    十个坊，十个人群。他把铜筒从一个坊移到另一个坊，一个一个看过去。冬天的长安城灰蒙蒙的，屋顶上有一层薄霜，街上的人穿得厚，从高处看下去像一堆一堆移动的棉花包。

    长乐坊的人最多。排了两丈长的队。大多是老百姓——穿得破，但不是叫花子那种破，是“能吃饱饭但吃不好“的破。棉袄打了补丁，补丁上再打补丁，颜色深深浅浅，像一幅用旧了的拼布。手里拎着布袋子，空的，瘪的，等着米来撑。他们排队排得很安静，不推不挤，偶尔有人踮脚往铺子里看一眼——不是急，是怕。怕什么？怕铺子关门。怕粮食没了。怕这个“十文一斗“的好事跟以前那些好事一样，开了几天就没了。这种怕杨旷见过——在前世扶贫地区见过，在难民营见过。穷人怕好事。因为好事太少了，来了就想抓住，抓不住就没了。所以他们排着队，不敢走，不敢动，怕一动就没了。

    永兴坊的人少一些，但也有十几个。他正要移开铜筒，看到了一个人。

    一个老头。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到粮铺跟前。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在试探地面稳不稳。到了柜台前面，说了句什么——隔着太远，杨旷听不见。但他看得见——掌柜的弯下腰，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袋子，装好了米，递过去。

    老头颤颤巍巍地掏钱。数了半天。手指头抖，数了三遍才数对。数出来——七文。

    十文一斗。他只有七文。

    杨旷的千里镜停住了。

    他看见那个掌柜——一个断了左臂的老兵，右臂还在——低头看了看老头的七文钱，又抬头看了看老头。老头比他还要矮，背驼得像一张弓，脸上的皱纹比城墙砖的缝还深。

    老兵摇了摇头。说了句什么。

    老头愣了。脸上的表情变了——不是失望，是认命。那种“果然如此“的认命，像一个已经被拒绝了一千次的人，第一千零一次被拒绝时连难过的力气都省了。他开始慢慢把手缩回去，把七文钱往袖子里塞。

    老兵又摇了摇头。然后他伸出右手——唯一的手——把老头的钱推了回去。

    推回去了。

    不是不收钱。是——少收了三文。七文就七文。三文的差额，老兵从自己的腰里掏出来补上了。

    杨旷放下千里镜。

    他没生气。

    前世他带侦察连的时候，有个班长。每次发了军饷，都偷偷寄一半给老家的一个寡妇——那是他牺牲的副班长的老婆。杨旷知道。没说。没管。当兵的人有自己的规矩——你让他管东西，他比管自己的东西还认真。但你让他看见有人难，他也会伸手。这不是规矩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一个断了胳膊的老兵，看见一个比自己更老更穷的人掏不出三文钱，他伸手了。他忘了自己也是穷的，也忘了皇帝的规矩是十文一斗少一文不行。他只知道——面前这个人比他更难。

    三文钱。不是大事。但杨旷记下来了。他记住了长乐坊那个断左臂的老兵，也记住了那个拄拐杖的老头。他没打算追究——追究了就是告诉所有掌柜“不许少收钱“，不许少收钱就等于不许心软，不许心软就等于把他们当回耗材。他不要耗材。他要的是人。

    “陛下。“

    身后有人说话。苏威。

    老头爬上城墙的时候喘着气，手扶着垛口，脸涨得通红。六十七岁的人爬城墙，确实费劲。但他爬上来了——苏威这个人有个好处，叫他去他就去，不管多费劲。他不会因为“年纪大了“就推辞。

    “陛下。“他走到杨旷身边，喘了两口气才把话捋顺。“十个坊的平价粮铺——都开了。“

    “嗯。“

    “老臣刚从西市过来。百姓都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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