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睁眼，缓缓起身，合十道：“二位所辩，一是孝，一是静。贫僧不懂孝，也不懂静，只懂一个字：苦。”
“众生皆苦。”他说，“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儒者教人立身，道者教人养生，佛者教人了苦。三家之教，如三味药：儒医其行，道医其心，佛医其性。药性虽异，同为治病——李公，你说释氏弃父母，可曾见过孝子出家，为亡母诵《盂兰盆经》？你说道者远君上，可曾见过高僧入宫，为天子祈福？出家人不是不要家，是把自己的家，扩大成了天下人的家。”
李邕一时语塞。
一行又说：“况且，佛家讲空，非是顽空。空者，不执也。不执着于我，方能看见众生；不执着于物，方能看清大道。李公文名满天下，若执着于文名，便不是文，是累赘了。”
这话说到了李邕的痛处。他写了一辈子文章，最得意的，恰恰是那点文名。他张了张嘴，竟不知如何反驳。
沉默片刻，李邕忽然又问：“法师说空，说苦。可天下读书人，十年寒窗，所为何来？若万事皆空，读书还有什么用？”
“读书有用，为的是不空。”一行答道，“经史子集，是圣贤留给众生的路标。路标不是路，但没有路标，人会迷路。儒者读书，为的是立身济世——立身济世，正是佛家说的‘菩萨行’。空，不是让人什么都不做；空，是让人做了而不执着。李公做官、写碑、进谏，哪一件不是济世？只要心中不执着于‘我在济世’，便是空而不空。”
李邕抚须不语。半晌，他叹道：“和尚这话，比我读了四十年的书，还叫人想得通。”
玄宗抚掌大笑：“好！好一个‘扩大成了天下人的家’！一行为僧，司马为道，李邕为儒——你们三个，今日谁也没输。朕倒觉得，你们说的，是一件事。”
三人对视一眼，都笑了。
那一夜，论衡一直辩到二更。散场时，雪已经停了。李邕走在宫墙下，忽然回头，对司马承祯与一行说：“今日之辩，李邕服了。改日北海有宴，请二位来，我们再辩一场——李邕平生，最怕输给朋友。”
司马承祯与一行都笑。三人拱手作别，踏雪而去。
这便是开元的思想市场：没有禁书，没有文字狱，连皇帝都坐在辩场里，听人吵了一晚上。在别的朝代，这叫僭越；在开元，这叫盛世。
思想的繁荣，是盛世最深的底气。
第二节御注三经——帝王的调和
论衡之后，玄宗在兴庆宫里独坐了很久。
他把那晚的辩词从头到尾想了一遍：李邕说得对，孝与忠是治世的根基；司马承祯说得对，清静是治身的良方；一行说得也对，众生皆苦，需要慈悲。三教都有理，可三教都在争——争信徒，争香火，争在皇帝面前的脸面。
他忽然明白了：辩论解决不了问题。辩出来的，只是热闹；定出来的，才是秩序。
三教的理，要靠一支笔来定。这支笔，天下只有一个人配拿——天子。
开元十年，玄宗亲注《孝经》，颁行天下。
《孝经》不过一千八百余言，历代注家却多如牛毛。玄宗不动声色，把古往今来的注本都调进宫里，一卷一卷地看，再一章一章地注。他注得很慢，慢得像在绣一幅大画。注成之日，他召集贤学士来听，听到妙处，学士们连连叹服——天子注经，注的是经，立的却是规矩：天下人都该孝，孝是百行之本，谁不孝，谁就是逆了天理。
《孝经》颁行那年，诏令天下家藏一本。长安的书坊里，印《孝经》的雕版供不应求。
可玄宗没有停笔。
开元二十年，他的笔落到了《道德经》上。这一年，他已经四十八岁。注《道德经》比注《孝经》更费神——五千言，字字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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