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注到“道可道，非常道”时，搁笔良久，对高力士说：“朕注的不是道，是人心。天下的道理，说到底，就是四个字：清静无为。”
高力士伺候他多年，听得懂这话的分量。皇帝不是信了道，是看明白了：天下太大，事太多，一个人管不过来。管不过来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少管。开元二十年那几年，大唐的疆域北到碛北，南到林邑，东到海，西到波斯，州县千余，户口千万——这么大的天下，靠一双手是抓不拢的。抓不拢，不如松开。松开，水自己会流。
有人劝他：“陛下注《道德经》，会不会冷了儒家的心？”
玄宗笑了笑：“朕注《孝经》，儒者说朕尊儒；朕注《道德经》，道者说朕崇道。若朕再注一部佛经，佛门是不是也要说朕佞佛？朕谁都不偏，朕只偏天下。”
这话传到宫外，成了长安城里流传很久的一句谈资。人们渐渐品出味道来：天子注经，注的不是一家之言，是三家都要注，三家都要收。少一本，都是偏；三本都注了，才是全。
《道德经》注成，玄宗又下诏：令士庶家藏一本。有人私下嘀咕，说皇帝这是要推行道教了。可紧接着，开元二十三年，玄宗的笔，又落到了佛经上。
这一次，是《金刚经》。
《金刚经》五千余言，讲的是“不执”。玄宗注《金刚经》的消息传出去，长安城里的僧人都愣住了——天子注佛经，自大唐开国以来，从未有过。有人欢喜，有人担忧。欢喜的人说，这是佛门之幸；担忧的人说，皇帝这是要把佛也管起来。
玄宗不管这些议论。他注《金刚经》，注得比前两部都慢。有一回，他注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忽然放下笔，问左右：“朕坐拥天下，是不是也是一相？”
左右无人敢答。
他笑了笑，自己答道：“是虚妄，也是真实。朕坐在这里，天下就是真的；朕若荒废了朝政，天下便是虚妄。注经的道理，和治国的道理，是一样的。”
这话说得深。深得连高力士都没敢接话。玄宗注经的这一年，正是大唐最盛的一年：府库盈溢，米价每斗不过十三钱，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长安城里，胡商牵着骆驼，书生背着书箱，僧尼敲着木鱼，道士摇着拂尘，各走各的路，谁也不妨碍谁。玄宗站在兴庆宫的城楼上看着这一切，忽然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做的所有事——平乱、开边、注经、制乐——都对了。
三经注成，并颁天下。诏书写得明白：《孝经》以立身，《道德经》以养性，《金刚经》以明心——三经并重，缺一不可。
这一道诏书，比任何一场论衡都有力。
论衡是辩，辩出的是火花；注经是定，定出的是秩序。天子以一人之尊，注三家之经，是把三教都收进了天子门下。从此，儒释道不再是谁压过谁的问题，而是谁为天子所用的问题。三教合流，从此有了政治推手。
高力士后来对人说：“陛下注经那几年，是天下最太平的几年。因为陛下的心思，都在纸上。”
注经的墨迹，还渗进了科举的考场。开元年间，明经科考试，《孝经》《论语》是必考之书；开元二十一年，玄宗下诏，令天下士子兼习《道德经》，岁举人各试大经；后来又设“道举”，专门选拔精通道家之学的人才。读书人若要出仕，儒家的经要读，道家的经也要读。佛经虽未入科场，但长安城里，僧人讲经、士人听禅，早已是寻常风景。三教的经卷，在天下读书人的案头并排摆着——天子注过的那三本，成了大唐最有分量的教科书。
这话只说对了一半。玄宗的笔，从《孝经》写到《道德经》，再写到《金刚经》，笔笔都是人心。可他这一生，注得懂经，却未必读得懂人心——那是最难注的一部经，没有印本，没有注疏，只有血与泪，才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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