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报一个死人，就多占一份地，少缴一份税，谁会去报？

    制度还是那个制度，人心已经先漏了。

    授田早就授不足了。开元以来，天下户口日增，田地就那么多。狭乡之民，有授田三十亩、四十亩的，能授到七十亩的就算宽乡；更有“有田无籍、有籍无田”之说，册上写的八十亩，地里找不出二十亩。田不够，赋役不饶，人只好逃。

    逃到哪里去？往宽乡逃，往山泽逃，往庄园里逃，往城市里逃。逃进豪族庄园的，成了“客户”，替庄主耕田，免了朝廷的租庸调；逃进长安的，成了坊市里的佣工、商贩，户口挂在别处，人却再不会回去。朝廷的税册上，人越来越少；豪族的庄册上，人越来越多。

    柳书吏算过一笔账：一个丁，一年要缴租二石、调绢二丈、庸绢六丈。他逃了，朝廷这一年就少二石粟、八丈绢。一万个丁逃了，就是两万石粟、八万丈绢。他管着逃户册，心里门儿清：这些年逃的，何止一万。

    可这账，他不敢往上报。报上去，户部侍郎要追问他“何以逃者日众”——他答不上来。难道说，因为朝廷的地不够分了？因为豪族的地越并越多了？因为税越来越重了？这些话，说出去是要掉脑袋的。

    他提笔，在天宝十三载都账的空白处，添了一行小字：“又得逃户若干，俟括。”

    册子合上之前，他又翻到卷首。那里记着天宝十三载的天下大数：郡三百二十一，县一千五百三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这是开国以来最盛的数目，是“大唐极盛”的凭证，年年都要报上去给皇帝看的。

    柳书吏看着那行数字，忽然觉得手重。

    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户——朝廷的册子上，是这么写的。可册子底下压着的逃户册告诉他，册是册，人是人。那九百余万户里，有多少是逃户的名字还挂在籍上、人已经不知去向的？有多少是“客户”冒了“课户”的名？有多少是死了三年还在纳粮的“丁”？

    他不敢想，也不敢算。

    写完，他把笔搁下，吹了灯。

    架阁库陷入黑暗。那两册摊在案上的名册，一个开元，一个天宝，隔着三十年的光阴，静静地躺在黑暗里。

    开元之际，户口殷繁，而版籍浸坏，多非其实。

    第二节三代人的地——一户自耕农的破产

    京兆府渭南县，王家村。

    村东头住着陈翁。六十三岁，背驼，眼浊，指节粗大得伸不直。村里人说他家是“三代种地的”，他也这么跟人说过。可这话，如今说来像笑话。

    陈翁怀里揣着一张文书。纸已发黄，折痕深得像刀刻，四角磨出了毛边。那是他家的永业田文书，武德七年发的，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大唐武德七年七月，给渭南县民陈大有永业田二十亩。

    东至官道，西至王家庄界，南至陈五沟，北至大槐树。

    树桑、榆、枣，子孙承业，永为恒产。

    陈大有，是陈翁的曾祖。

    武德七年，曾祖陈大有正当壮年，带着一家老小，领了这二十亩永业田。按照均田令，他本来还该领八十亩口分田——可渭南是京畿近县，属狭乡，口分田只给了一小半，另在渭河边上补了几亩瘠地。文书上没写这些，文书只写永业田二十亩。曾祖也没计较，他觉得，有地就行。

    那时候，县里给地是当真给的：丈量，立界，朱印，画押。文书一签，那块地从官道到王家庄界、从陈五沟到大槐树，就是他家的了。春天翻地，夏天看苗，秋天打场，冬天把麦种藏进瓮里。二十亩地，养活一家七口，还年年有余粮缴租。曾祖常说：“有田就有根。这二十亩，是朝廷给咱家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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