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烂的？陈翁说不清。他只记得，祖父那一辈，家里人口多了。祖父兄弟三个，分了家，二十亩地劈成三份，每人六亩多。可朝廷的税，还是按“丁”收——兄弟三个都是丁，一丁一丁地算，地越分越少，税越来越多。更要命的是，口分田不在了，永业田的桑、榆、枣树还没长成，年景好的时候，六亩地刚够一家嚼谷；年景差一点，就得借粮。借了粮，就得拿地还。
祖父咽气那年，家里办丧事，没钱。按律，永业田“家贫卖供葬者，听卖之”——祖父那六亩多地，卖掉两亩，换了口棺材。文书上改了名姓，地界往西缩了两亩。那是陈家第一次卖地。
卖地的口子一开，就再也合不上了。父亲那一辈，赶上开元末年到天宝年间。年景有丰有歉，可赋役是年年不饶的：租二石、调绢二丈、庸绢六丈，还有丁防、杂徭、差科——今天修渠，明天运粮，后天县里催着出丁当府兵。地里的收成，一半缴了税，一半换了役。有一年遭了旱，父亲把剩下的四亩地典给县里的王大户，讲好三年赎回。三年到了，还不上钱，四亩地成了死当。
典当，是陈家第二次失地。这一次，连文书都没换——王大户拿着当年的典契，在官里补了个过户的押，那块地从官道到王家庄界的“永业田”，就成了别人家的产业。文书还是那张文书，只是纸上的名字，换了。
曾祖攥了一辈子的二十亩，祖父分出去六亩多，父亲又丢出去六亩——传到陈翁手上，田，一块也没剩。
可文书还在。
陈翁把它从曾祖手里接过来，从父亲手里接过来，贴身揣了四十年。他不识字，认不得纸上的字，可他认得那个朱印——红得像血，圆得像日头。他爹临死前攥着他的手说：“地没了，文书留着。文书在，地就还是咱家的。”
他爹不懂，他也不懂。地界上的大槐树还在，树底下那块界石还在，可树和石之间那些田，春天翻起的是别人家的犁沟。每年春耕，陈翁都要走到田埂上，远远地站着看。王大户家的长工认得他，招呼也不打。那二十亩，如今是王大户庄田的一角，种的全是上好的麦。
陈翁的孙子，八岁，叫陈豆儿。豆儿问他：“爷爷，咱家的地呢？”
陈翁张了张嘴，说：“在那边。”
“那边是王家的地啊。”
陈翁不说话了。他把那张文书从怀里掏出来，豆儿凑过来看，只看见一片发黄的纸上，趴着几个黑黑的字。豆儿问：“爷爷，这上头写的啥？”
陈翁说：“写的咱家的地。”
豆儿说：“那咱为啥不去种？”
陈翁说：“种不得了。”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种不得了。他只知道，自从地没了，家里就散了：两个儿子，一个去了长安城，在坊市里给人家扛活，一年回来一趟；一个逃了，说是逃到河东去投军，再没音信。老伴前年走的，棺材钱是长安那个儿子捎回来的。家里如今就剩他和豆儿，靠他给王大户家帮工糊口。
帮工的日子，不好过。王大户家的地，一半是陈家这样典来的、押来的、死当来的，一半是县里“寄庄”的客户在种。长工们天不亮下地，天黑收工，一年到头，工钱折成粮食，刚够父子俩嚼谷。豆儿才八岁，已经会跟着爷爷拔草、放牛。村里像豆儿这么大的孩子，有七八个，个个都生在没地的人家。
有人问陈翁：“老陈，你家原先二十亩地，怎么混成这样？”
陈翁说：“地是越种越少的。”
“谁家不是越种越多？”
陈翁答不上来。他只知道，王大户家的地，是越种越多了。今年春天，王大户又买了一片庄田——就在渭河边上，听说原主儿逃了，田没人认领，县里判给了出价的人。买地的钱从哪儿来？陈翁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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