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寝。在安史之后的杀伐年代，这几乎是奇迹——一个武人，竟能全身而退，把“功高谦退”四字，活成了自己的墓志铭。他死时，已是建中二年（781），德宗罢朝五日，哀荣备至。那是后话。

    再说颜真卿。此人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以忠义立身，以书法名世。安史乱中，其从兄颜杲卿守常山，骂贼而死，颜氏一门三十余口殉国，真卿提笔写《祭侄文稿》，字字血泪，那卷草稿，后来被人称作“天下第二行书”——不是因为字巧，是因为字里，藏着一颗不肯碎的心。他一生刚正，不阿权贵，连宰相杨国忠、卢杞之流都敢当面顶撞。卢杞曾恨他，欲借刀杀人，荐他奉旨宣慰叛将李希烈。真卿明知是死局，仍慨然前往，对李希烈晓以大义，终被缢杀于蔡州龙兴寺，年七十七，谥“文忠”。一身风骨，至死不弯。此处不便细表，只以“后世”二字，记下这一笔忠义的余音——他死的那年，是兴元元年（784），距杜甫之死，不过十四载。

    最令人扼腕的，是杜甫。

    大历五年冬，湘江之上，寒风裂骨。杜甫的舟，泊在潭州往岳州的水道上。他病得已不能起，咳血，喘促，手连笔都握不稳。可他还在写。写风疾，写舟中，写对故国的思念，写对苍生的牵挂。他这一生，从“会当凌绝顶”的少年意气，到“朱门酒肉臭”的中年锥心，到“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晚年悲愿，诗，是他唯一不肯放下的东西。

    他想起自己走过的路：早年裘马轻狂，漫游齐赵，“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困守长安十年，尝尽白眼，“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安史乱起，陷贼逃秦，九死一生；灵武投奔肃宗，授左拾遗，却因疏救房琯，一贬再贬；弃官入蜀，于成都草堂，在漏雨的茅屋里，写下了那句“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又离蜀东下，过夔州，登白帝城，望不尽的猿啼与孤舟；如今，竟要死在这条南方的江上，连一封报平安的家书，都寄不回洛阳的故园。

    那一页诗稿，墨迹未干，人已溘然。

    大历五年（770）冬，杜甫病逝于湘江舟中，享年五十九岁。没有旌表，没有谥号，连一副像样的棺木都是友人凑钱买的。他的灵柩，暂厝岳州，直到四十三年后，才由其孙扶归偃师，葬于首阳山前——与那位写下“朱门酒肉臭”的自己，终于长眠。而那时的大唐，早已不是他诗里的那个大唐；他生前无名，身后却被人尊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作“诗史”——历史亏待了他一生，却把最重的名字，留给了他。

    杜甫死后数年，世人才渐渐知道，他一生最牵挂的，除了苍生，还有一个早已先他而去的朋友。那人便是李白。天宝三载，两人在洛阳初遇，一见如故，“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那段交游，是杜甫枯澹一生里最亮的一段暖。后来李白因永王之祸长流夜郎（前章“李白与王维”已书其狂与劫），杜甫困在秦州、夔州，天各一方，再未相见。他写过好多诗念李白：“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李白卒于宝应元年（762），杜甫尚在漂泊，传闻辗转，他竟在梦里一再见李白，醒来泪湿枕席，写“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如今杜甫也去了，这一对诗国的双子星，终于在另一个世界里，重新携手——只是那天下，仍关不住李白，仍留不住杜甫。

    若将这三人的终点并看，恰是三种对待“自由、财富、权力”的态度：郭子仪，是把权力用成了“退”——功高而不居，富而不奢，身退而心安，他守住了权力最难的那两个字：分寸；颜真卿，是把财富与声名，全换作了“节”——家财散尽于国难，性命交付于忠义，他守住了人心最硬的那块：骨；杜甫，是把一生穷愁，都化作了“诗”——不争权力，不慕富贵，只以一支笔，替天下无权无财的人，记下他们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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