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事结束后的第三年，中原的粮价，落到了近十年最低。

    洛阳城外的谷市上，一石粟米，只卖三百文。种粮的农户，蹲在粮摊前叹气：粮价低，种粮不划算，可地不能荒着，明年还得种。收粮的商行，却不紧不慢，一石一石地往仓里收，收得越多，价压得越低。

    "粮价还要落。"商行的掌柜，端着茶盏，对账房道，"战事一停，漕运一通，南边的粮源源不断运过来。这时候不压价，什么时候压？压到明年春天，农户撑不住，地就得贱卖；地贱卖了，往后的粮，就归咱们说了算。"

    账房迟疑道："掌柜的，压价收粮，上头会不会查？"

    "查什么？"掌柜的笑了，"粮价低，是朝廷的功劳——太平了嘛。咱们收粮，是正经生意。等到明年青黄不接，粮价涨起来，咱们再往外放。这一进一出，赚的，是太平的钱。"

    这话，在洛阳、汴州、徐州的老牌士族宅院里，几乎一字不差地流传着。

    战事结束，粮价回落，本是好事。可中原的老牌士族们，看到的是另一层机会：太平年景，粮贱；太平一乱，粮贵。他们当年在江南四族身上学的教训——士族要想活，就得攥着粮。粮在手里，乱世来了，就是命；太平久了，就等着下一个乱世。

    于是，一场无声的囤积，在中原的粮仓里开始了。

    洛阳王氏，在城外买了三处大仓，收粮三万石。

    汴州郑氏，把祖传的二十间铺面腾出来，改成了粮仓，收粮两万石。

    徐州陈氏，更绝。他们把粮收进仓，又把仓门用砖砌死，只在顶上留一个天窗。账房问："老爷，仓砌死了，粮怎么往外放？"

    "放什么？"陈氏的老爷道，"这粮，不是今年放的，是十年后放的。十年里，中原只要乱一回，这三仓粮，就是陈家的命根子。乱不起来？那就当给子孙攒的家业。"

    "可粮存久了，会霉。"

    "霉了再收。"陈老爷道，"咱们陈家，别的没有，就是有地、有银子、有耐性。粮贱的时候收进来，粮贵的时候放出去——这是陈家传了三代的规矩。战事刚停这几年，正是收粮的好时候。"

    这样的对话，在中原的老牌士族里，一场接一场地上演。粮仓收满了，他们又开始动别的心思：囤粮要囤出名堂，得先让粮价乱起来。可怎么乱？得有人带头，得有人放风。

    于是，州县的粮铺里，开始流传各种消息：说南边又起了水患，漕运要断；说北边又要打仗，边关要征粮；说朝廷要加税，粮价要涨。消息真真假假，传得满城风雨。

    粮价，果然开始动了。洛阳的粟米，从三百文一石，涨到了三百五十文；汴州，涨到了三百八十文；徐州，涨到了四百文。

    涨价的消息传回士族的宅院里，老爷们相视一笑：火候，差不多了。

    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落在一双双眼睛的注视里。

    徐州城外，一座乡亭的投状匣，这半个月，收到了七十三封状子。状子来自各村的农户：有说王记粮行压价收粮的，有说郑家仓院夜里进粮的，有说陈家的仓门砌死、只留天窗的，还有一封，是一个佃户写的，说东家逼他把租粮直接送进陈家粮仓，一粒不剩。

    乡亭的里正，是个退伍的老卒，姓葛。他把状子一封一封收好，又一一核对了日子、地名，才送往州衙。

    州衙的知州，姓乔，看了状子，却迟迟没有下文。原因也简单：乔知州自己，就入了徐州陈家的股——陈家收粮的本钱里，有三成，是乔知州托人投进去的。

    "大人，"州衙的主簿提醒道，"乡亭的状子，压得太久了。上头有规定，状子三日一核，半月一复。您这压了一个月，怕是要落把柄。"

    "落什么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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