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年后的今天，西方学者这样评价这个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的文明：
“如果按照人们通常采用的标准，中国在17世纪可以说有过它自己的科学革命。”
“此时的中国有独特的教育体系。各类图书十分丰富。中国人富于文明和教养。”
“这些（商业活动）都早于欧洲商业扩张时代，而且足以与之媲美。”
“明代社会有无穷活力，这一点是必须记住的。”
汉人主导下的明代学术氛围，继承了以前所有由汉人主导时一样的严谨和开明。正是如此，才可能有黄宗羲等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潮；才可能有朱载堉等人“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数”的科学理想；才可能有徐光启等人“盖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上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的开放言论。
也许再给这个文明一百年的时间，它将再次令世界为之骄傲。然而，迎接它的却是一场百年的文化阉割。
三百年前，贪婪的蛮族再一次踏入了中原，颤栗着看到了这一切。
此时的这个文明正拥有着占全球七成的贸易额，世界第一的耕地面积、军工产值和船只总吨位。科学的种子正在种下，人文精神正在日渐觉醒。文明的光辉刺得他们眼花缭乱。
野蛮人惊恐地发现，他们的铠甲在横飞的子弹面前不堪一击，连努尔哈赤本人也丧身于炮火。但最令他们惊恐的是那由两千年的儒、道、释文化熏陶而成的文化脊梁。
试问，有哪个民族的皇帝可以在亡国时羞愧自缢，写下“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的沉重语句？
试问，有哪个民族的军人可以在城破被俘后，留下“城亡与亡，我意已绝，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州百万生灵，既属于尔，当示宽大，万不可杀”的感人回音？
没有。当然，也没有哪个民族皇帝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还说着“量中华之力，结与国欢心”的无耻字句。也没有哪个民族的军人可以懦弱腐败到使名词“八旗”成为一个彻底的形容词。
汉文化是包容的，但不是精神的垃圾桶。游牧民族的陋习竟然从此被“兼收并蓄”，难道不值得怀疑？
看罢历史，只能感叹，是来自通古斯的劣制文化的喧宾夺主，用丑陋的马褂和旗袍替代了高贵典雅的汉服，用奴性的冷漠和无耻替代了中华传统美德的一切。
而这种遗毒仍在继续流淌。
可以试想，百年后的中国人，为了纪念日军侵华欢的“丰功伟绩”，天喜地地拍起《裕仁大帝》、《大和盛世》、《日本帝国》。
不可能？我不敢说。
辫子戏的迷你翻版而已。侵华日军的罪行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场场惨绝人寰，死者无不以数十百万记。明成祖时期全国人口为6659万人，到清世祖时期，全国人口只剩下1448万人。人口从明末的7000万锐减了近80%，约有5500万汉人惨遭屠杀。
冯玉祥说：“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
然而，我们愉快地将其忘记，举行“清军入关360周年纪念活动”，在滴血的屠刀前高呼“民族融合”。
次次剃发易服、圈地运动，份份“禁书令”、“禁海令”，场场动辄万人“诛九族”的文字狱，杀尽了最后一位有智慧有骨气的汉人，抄尽了最后一本闪着星点思想火花的书籍。海瑞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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