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三年注定不平凡，因为在四十二年年底封印时，帝国遗留了太多亟需解决、又十分棘手的问题给新年。

    朝堂上，在福全和常宁去世后，胤襈接棒成为亲贵的代言人，但他和胤禟最终选择了支持新政，从此与老一辈守旧势力渐行渐远，周围凝聚了一批因新政获得重用、发家的新兴贵族、资产阶级，成为了朝堂上全力支持新政的左翼势力；守旧派在失去胤襈这个靠山后，渐渐分化，一些不怎么坚定的利益派，逐渐向老三靠拢，妄图在蒙古通商中分一杯羹；那些抱着祖制、思想极为保守、身居要职高位的，被太子收在麾下，加上大学士里那些个以程朱理学标榜自身的酸儒，成为朝堂上的右翼势力。老大因兵制改革，重新主理兵部事宜，而老七、十二，则游离各党之外，保持着中立的立场。那看似平静的朝堂，殊不知暗流汹涌。

    康熙中期以后，管理贪污腐弊之风愈演愈烈。上层集团中的索额图、明珠，一个是“簠簋不饬，货贿山积”，一个是“贪侈移朝右”；康熙朝另外两个重臣，徐乾学、高士奇，一个是“五方供赋归东海”，一个是“万国金珠献澹人”。中下级官员亦不示弱，几乎无人不贪。虽自三十九年以后，康熙极力扭转之前他自己提出的“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若吹毛求疵，天下安得全无过者。”，“夫官之清廉，只可论其大者”，“廉吏亦非一文不取”，一般“规礼”、“陋规”之类，“大可不必深究”，“银数无多，何苦积害”的优容宽纵政策。然而，随着地方商业的繁荣，加之内地律法与六省不同，内地官吏贪剥愈加肆无忌惮，吏治亦逐渐废弛。

    吏治废弛首先表现为行政效率的低下，对比六省新政后行政效率的大幅提高，内地各省几乎称得上政务废堕。各级官员“时时只顾身家，刻刻只虑子孙”，遇事“彼此推诿”、“迟延累日”，全心全意投入到巧立名目盘剥商户、兼并他人土地工厂的活动中，“国家之安危，民生之休戚”，与之“毫不相干”。其次表现为钱粮严重亏欠，地方财政状况恶化。由于政纪松弛，缺少有力的监督，从直省到州县，官员挪移、侵欠钱粮习以为常。四十二年康熙述及赋税征收，指出过去三年，只有六省完税，其余各省，单省最高欠库银达八百万两之多。而且，许多受灾州府，康熙曾多次下旨蠲免钱粮。这些亏欠的钱粮，绝大多数是官欠，也就是被各级官员挪移、贪污了。仅仅贪污国库还不够，他们还以各种名义，盘剥着当地商户，甚至罗织罪名侵占他人田庄、工厂，占为己有。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内地商业发展，更加损害了百姓对朝廷、政府的信任。这些官员，如同一大群蛀虫，正侵蚀着帝国的筋骨。

    显然，英明睿智的康熙完全洞悉这一切现象背后的因果关联。渴可，尽管康熙集满汉文化于一身，却终究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肩荷者。他走进了现代科技的无涯学海，涉猎了广博的自然科学及人文科学，却用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古圣人垂世立教之心，在自己的治世思想中筑起了一道亦新亦旧的屏障。这道内心的屏障，使得他无法冒天下之大不韪，彻底放弃对“仁政”的追求。除此之外，让康熙无法完全站在新兴贵族、资产阶级这边的理由，应该还包括对大官僚、大地主、传统贵族集团所占朝廷官职及地方土地比重较大的现实考虑。

    以谢天华为首的新兴集团的代表们强烈要求着朝廷权力的重组，守旧势力们则固执的死守着已经没有活力的儒家经典妄图保住自己的高官厚禄。如何让康熙在两种日益矛盾尖锐的政治文化、政治思想中做出选择，如何让康熙抓住这种文化碰撞背后的实质，心中体会到不发展近代工业便面临灭顶之灾的痛切感受？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灵儿。好在，经过西巡，康熙更深刻的体会到了朝廷旧制的腐朽和末路，所以，才有了年终总结时那句，比之六省，内陆各省官吏大多名廉实贪。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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