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三年，旧一辈理学大家中，汤斌故去、李光地改良，在朝堂上硕果仅存的宿儒大家，唯有熊赐履。

    熊赐履，湖北孝感人。生于1635年，7岁时父亲遇难，1658年中进士，授庶吉士。1667年，熊赐履进呈在清初政治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万言疏》。该疏对清朝时政，特别是四大辅政大臣推行的种种政策提出尖锐批评，明确提出：治乱本源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要求少年康熙帝加强儒学修养，以程朱理学为清廷“敷政出治之本”。正是这道奏疏，使康熙帝对熊赐履刮目相看。如今看来，之所以康熙帝当时被熊赐履的《万言疏》打动，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来呢，少年康熙已经对以鳌拜为首的辅政大臣极为不满，熊赐履的疏言正好称了他的心意；二来呢，当时的清朝虽然入主中原，然则并没有对中原百姓在政治上、文化上形成有效统治，清统治者亟需一种工具，来教化万民，熊赐履等人所推崇的程朱理学恰在此时出现在统治者康熙的视野里。

    后来的事，大体就可以猜到了。1669年，康熙帝清除鳌拜集团后，熊赐履政治地位迅速上升。1670年，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即翰林院的头头）。1690年，任礼部尚书。1692年，调任吏部尚书。1699年，授东阁大学士。1703年，在改革的风云浪潮里，熊赐履以退为进，告退请辞还乡，康熙不许，撤了其尚书的位子，给了他一个空头学士，让他作名誉顾问，实际上就是将他留在京师。坦白的说，对于这样一位须发皆白的长辈，灵儿内心是十分崇敬的。

    满族人以前在关外所推行的制度属于封建农奴制，如政治上的合议制，经济上的庄园制，风俗上的尚武轻文。这些制度被称为“关外旧制”。在旧的制度下，汉民往往是被奴役的对象。清军在与明朝进行的多次战争中所俘获的大批汉民，往往被充作奴仆，供贵族驱使。这些沦为奴仆的汉民，受尽□，任人宰割，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许多人为了摆脱危境，纷纷寻机逃亡，这就是清初的“逃人”问题。“逃人’问题既是旧制度带来的恶果，实际上也是满汉之间民族矛盾的典型表现。

    靠征战而生存的满清民族，尚武而嗜杀，在征服明朝的过程中，对进行抵抗的士子民众，一律采取严厉的镇压和残酷屠戮的政策，这也激起汉族人民大规模的反抗。在入关初期，关外旧制也还有着某种程度的延续，以至到康熙亲政前后，清朝内部民族矛盾还十分尖锐。这种矛盾既表现为满汉民族在经济利益上的激烈冲突，还表现为政治上满汉官僚之间围绕权力分配而明争暗斗，更表现为意识形态儒家传统和满洲祖制家法的对立。在人关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大批满族贵族在“本朝家法”、“祖宗成宪，的影响下，力图将努尔哈赤、皇太极时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关外传统思想观念原封不动地搬到关内.即“率祖制，复旧章”，而这必然遭到汉族士人的反对，由此导致两个民族在意识形态尤其是在政治思想上的剧烈冲突。

    毫无疑问，关外旧制和旧的传统意识与关内推行的儒家文化有天壤之别。若依靠旧的制度根本无法承担起统治全国的职贵，也无法把一个民族之间纷争扰攘不已的国家整合成多民族共存的大家庭。好在清统治者能够审时度势，能够对统治政策进行及时调整。继世祖奠定的“祟储重道”“振兴文教”的开国气象之后，康熙更是毫不迟延地向汉文化靠拢，将世祖制定的国策具体化，推出一系列开创性的也是卓有成效的措施。最为典型的，就是开“博学鸿儒科”。“博学鸿孺”科的开设，实际上也是一个以儒家思想来笼络儒生的做法，是对当时社会儒学资源的一次大的展阅，展阅的结果是，传统儒学思想很快软化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抵触情绪，并很快把他们聚合到“清——儒”的旗帜之下。这里面，就包括熊赐履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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